厂房就在大山脚下，几间平房，一台粉碎机。

车一拐上土路，轰鸣声便撞进车窗。转过弯，就能看见他。他总在机器旁忙活，或者蹲在门槛上抽烟。布褂子洗得辨不出底色，粉尘落满全身，连睫毛上都挂了白霜。见我下车，他扯着嗓子喊：“回来了！”声音瞬间被机器吞没。我想去接他肩上的料袋，他一把拨开我：“别动，当心弄身上！”

厂房虽小，但我读书、结婚、在城里买房，都是他在这粉尘里一袋一袋扛出来的。

那时候冬天没暖气，早上做饭，水缸结了厚冰，得拿开水贴着盆边浇一圈才能拔出来。夜里风刮过，老枣树落下一片枯叶，那动静都听得一清二楚。他躺在土炕上，要把厚棉被拉过头顶蒙着脑袋才能睡着。有回通电话，他说正就着一碗白菜汤对付晚饭，“一个人，费那事干啥。”

后来村里外墙包了保温板，家里多了些热乎气。他在电话里说，山脚下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着。当时我正赶稿，随口应道：“那你多开着电视听听响动，就当有人陪了。”挂了电话，键盘一敲，这话我就忘了。

有一年秋天我回老家。灶膛里的劈柴烧得通红。他端出一盆炖菜，刚没坐两分钟，又起身去厨房看火。邻居来串门，笑着说：“你爸坐门槛上抽烟时老念叨，说儿子快要回来了。”临走，我问他：“一个人守在这儿闷不闷？”他拍了拍手上的烟灰：“习惯了。”

后来，四里八乡的养鸡户越来越少。快七十的人，也弄不动那台机器了。在空荡荡的厂房里守了半年，实在没辙了，他才把机器当废铁卖了，进了城。父亲常站在阳台上，看远处的高楼，和天上飘过的云。有一回，母亲洗他的旧外套，从兜里摸出一张当天的火车票。清早走，下午回。

大连离丹东不远。每年一到深秋，我就开车带他回去。车子一拐上土路，他就把脸贴在车窗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外面，像个急着下地干活的小孩。

台阶前的野草照样一年年地绿。他回老家也不犯愁，顺手把墙根的草薅一薅，跟我念叨，等开春要在院子里撒把菜籽。山风刮过来，带着陈年的泥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