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盛夏，父亲在老山前线服役已两年有余，在27集团军某师部文工团，常年为前线官兵慰问演出。那年团里接到一项任务：随师部进京，汇报演出原创歌舞剧《老山颂》。他写信回家报喜，末了添了句心愿——若列车途经邢台站，盼能见家人一面。

彼时的老山前线，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和平景象判若两重天地，枪炮声不绝于耳。盛夏时节，密闭狭窄的猫耳洞闷热难当，气温常破50摄氏度。洞内鼠虫肆虐，毒蛇潜藏。许多战士因此染上裆部溃烂的顽疾，只得赤裸上身，身着“老山裙”，在炼狱般的环境里坚守国境防线。越是这般，父亲对家的牵挂越重：母亲身体可好？兄姐工作顺不顺？……他掰着指头数日子。

出发那天，队伍从麻栗坡启程，颠簸两天到昆明，只在开远军供站稍作歇脚。与家人在车站相见的希望一度渺茫：部队行军的节奏，又岂是个人能够预料的呢？谁知他在无意间得知了北上的车次，便立刻赶去邮局发加急电报：“6X次列车途经邢台站，停靠5分钟，到站时间不详，盼相见！”临行前，他还到招待所附近的农贸市场，挑了一编织袋饱满硕大的香蕉，想让家人尝尝鲜。

列车日夜兼程，一路疾驰，从南国边陲朝着华北平原进发，终于在第三天暮色四合时，缓缓驶入邢台站。他早早守在车门边，心口怦怦直跳，目光在站台上搜寻。

终于，他看见了。大伯背着奶奶，大姑、二姑和姑父们围在一旁，静静立在夜色里。车门哗啦一声拉开，他几乎纵身跃下，脚步踉跄，一编织袋香蕉重重塞进大姑父怀里。众人相拥，千言万语全哽在喉头。

奶奶凝望着他，心疼又欣慰，低声念叨：黑了，也壮实了。大姑攥紧他的手，不住抽泣；二姑不停地抹眼泪；大伯红着眼眶，别过头，望向列车将去的方向，不肯多说一句话。

汽笛一声紧过一声，短短5分钟转瞬将尽。集合口令传来，容不得半分耽搁。大姑急忙把一盘磁带塞进他手里：“想说的话都录在磁带里，回去慢慢听。快上车！赶紧走！”

他强压着泪水，一步三回头登上车厢，不住地挥手。列车缓缓开动，身边战友的眼眶也泛了红，想来这般光景，也勾起了他们对远方亲人的思念。车速越来越快，亲人的身影一点点向后退去，最后消融在沉沉夜色里，再也看不见了。

那盘磁带，此后成了父亲最珍视的物件。无论驻守前线还是退伍归来，他都随身带着，时不时放出来听。磁带缓缓转动，熟悉的声音依次响起：奶奶的叮咛、大姑的嘱咐、二姑哼唱的《小草》、表哥唱的《济公传》童谣；刚会说话的小表哥奶声奶气的呼唤，一字一句，百听不厌，陪他熬过一个又一个思念家乡的夜晚。

这段缘分，在三年前就埋下了。那时，父亲是河北师范大学音乐系的学生，他聆听了老山英模事迹报告后，又被1987年春晚徐良那首《血染的风采》唱得热泪难抑，便下定了决心。

朋友劝他：“徐良掉了一条腿成了英雄，你上前线，非掉个脑袋不可。”他答得干脆：“掉脑袋也要去！”他坐了六天六夜火车，一路南下，穿越陇海线，越往西走，山越高，夜越深。

在前线，父亲的舞台不再华丽，没有璀璨的灯光，台下的模样也从无定式。有时战士围坐成圈，欢呼阵阵；有时四下空寂，只有风声与枪炮声。最难忘的是那场隔空演出——一名战士被困猫耳洞多日，洞中仅靠有线电与后方联络，为了安抚这名战士，父亲便通过电话把歌声传到洞中，一唱就是3个小时。

还有一次在麻栗坡烈士公墓。前一天还同台演出的战友，转天便永远长眠于这片土地。那天，父亲拎着一瓶白酒，手持黑管走到墓前，为昔日好友吹奏了最后一曲……

听着父亲的讲述，一幕幕战火亲历，一场场生死见闻……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战地文艺兵的不凡。战场上，不只有枪林弹雨的厮杀，更有战地文艺兵鲜为人知的刚毅与执着。他们宛如坚韧的“老山兰”，于焦土石缝中静默扎根，于硝烟弥漫中抽叶绽放；他们虽不亲自上阵杀敌，却终日身处战火，与战友共赴生死、同承悲欢；他们以艺术为光，照亮战友心底的希望，祭奠英魂不朽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