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晴朗的周末，我在津门逛花市，归途的一条微信让我“泪目”。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小说室原主任、已故诗人颜廷奎先生夫人淑清大嫂发给我的：“春天无意中又翻看你写春天的《春暖玉桃园》，这是老颜保存在文档里的你的文章啊……”一晃颜廷奎老师离开我们两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一经触碰，便浮现在眼前。百花社的那些编辑朋友们，与我有着太多的交往和故事。

我加入天津作协、中国作协，都得到了颜廷奎老师的殷切关怀和鼓励。我的诗集和散文集的序言，也都有他的热情评介和溢美文字。

和我共有69届初中生经历的百花社副总编董令生，那时与我同在位于海河岸畔张自忠路189号的出版大楼编刊。每次小聚和偶遇，总能得到董令生老师惠赠的名家新作。我和老诗人冯景元受相关部门委托编辑的《颂红旗》诗集，实际的责任编辑是董令生老师和天津市作协的几位老师。他们编辑这本书的默默付出，我至今心存感激。

百花社副总编谢大光是当代著名散文家，他刊发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的散文《鼎湖山听泉》入选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同时他还有多篇散文入选全国不同版本的中学教材。谢大光老师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纪游原生态》，评析我的新书《拎起行囊看世界》，为小书增色不少。他许多浙江文学界的好友，也是我多年的故交。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好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仗着楼上楼下的近邻关系，我收到和阅读了许多百花社出版的名家新作，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各种新文学思想流派或风格的滋养，受益多多。

除了前面提及的老师，百花社的老编审李子干、《小说月报》副主编董兆林、室主任高为、发行总监刘书祺等老友，在岁月的长河中，大浪淘沙，也都成了割舍不下的知音。

文学就是讲故事，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们，就是将作家笔下的故事经过修枝剪叶、松土施肥后编辑出版，为生活输送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祝愿百花社的朋友们，文心长盛，笔力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