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第六届茅盾新人奖在茅盾先生故里桐乡颁奖，杀虫队队员（杜珏璞）获第六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

杜珏璞的作品《十日终焉》实体书累计销量突破300万册，被改编成奇幻冒险剧，由许宏宇执导、蒋峰编剧、肖战领衔主演，该剧已于4月份在青岛开机，网络动画也计划于年内播放。

杜珏璞所在的番茄小说平台目前有70万签约作者，其中九成来自千行百业：杀虫队队员做过婚庆行业；曲梨瑶当过美容师和安检员；还有一位70多岁的上海老先生，曾经是造型师。

能从万千写作者中脱颖而出，让自己的作品被出版、被关注、被搬上屏幕是创作者们共同的心愿。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已有十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专项方案，配套扶持互联网时代新大众文艺发展。

3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作家朋友，欢迎回家——作家活动周”。与此前不同，此次受邀“回家”的全部是普通劳动者：有家政工、电焊工、外卖员、保洁员、货车司机等等。

越来越多的文学期刊、出版社、电视台、互联网平台、文艺机构团体也已抵达劳动者创作的“现场”，奋力在劳动人民的星辰大海里“打捞”闪烁微光的创作者。

火热的“打捞现场”之外，行业发展的短板也不容忽视：流量筛选逻辑天然存在片面性，艺术评价标准日益严格，业余创作的制约越发明显，“爆红”之后如何面对作品之外的纷扰……诸多现实难题，制约着劳动者创作从“爆红”走向“长青”。如何破局，亟待多方协力。

“打捞现场”：机遇与落差

“希望能有更多读者。”富士康成都园区职工莫先春告诉记者，她将辛苦打磨的短篇小说刊登目录发到朋友圈后，找她要这篇作品读的不到10人。“富士康百万员工，但据我所知，我作品的读者只有一两个。”莫先春说。

新大众文艺创作者苑伟的直观感受是，近1年来，如果有职业标签，投稿作品被采用的概率就会明显上升。

2023年，“真实故事计划”团队策划出版了“外卖诗人”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当时没有太高的预期。”该团队创始人雷磊告诉记者，第一版印了5000册。对于诗集，尤其是素人诗集来说，这个数字已经不小了。“团队内部也并非一致笃定能卖得出去。”然而仅在当年，该诗集就加印了9次，如今销量已超过10万册‌。

此后，一批强调劳动者职业特征的作品纷至沓来，《我在北京送快递》《我在上海开出租》等等，作者们也被安排上了极具反差的标签——“厕所画家”“的哥作家”“烧烤诗人”……这类作品中的头部往往能迅速破圈，获得媒体、文化学者、企业家、互联网平台的关注，甚至可以实现零成本传播。

良好的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触动更多的出版机构抵达“打捞现场”：花城出版社与东莞市文联携手推出东莞文学创作“全链条”培育项目；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成立新大众文艺出版工作室……

下场的机构日多，但并不是每家都能“捞到大鱼”。

“王计兵、陈年喜之后，我们至少拒绝过80个想出书的作者。”雷磊告诉记者，并不是所有的作者都有足够的能力去表达他们丰富的生活感受和体悟。“王计兵等人只是文坛的沧海遗珠，他们的文学天赋足以和专业写作者相比较，还多了不一样的人生体验。”雷磊说。

2025年5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画家、作家、清洁工王柳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吹起了月光》。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营销部主任樊金凤回忆道，当时，王柳云来到出版社投稿时，给编辑张玄喆看了自己在微博上发的一段段语言朴素自然的小短文，但如果将这些零碎的文字出版成书是有难度的。后来编辑就问她有没有创作过小说，她小心翼翼地说自己有个长篇。这个长篇就像一个个疙瘩蜷缩着、拥挤着存在她的手机里——她是写在微信里的，而且当时还不会换行。

编辑对小说提出的修改意见，开始王柳云并没有领会，3个月以后琢磨明白了，全力以赴完成修改，让小说旧貌换新颜。

2025年8月，《风吹起了月光》入选月度“中国好书”，这也是“中国好书”第一次选入素人作家的作品。

不过，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卓今看来，新大众文艺在突出传统重围的同时，也面临新的困境。生活大于艺术的赞誉是一把双刃剑，当题材的新鲜感过去后，其艺术成色必然面临严格审视。

对此，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提出了一种思路：“评价新大众文艺，不能唯流量、唯技巧，核心标准应该是唯真实、唯诚实、唯劳动。”在他看来，专业作品与新大众文艺应该“各司其美、互不苛求”——“前者重技法与思想，后者重真实与真诚”。

如何从“现象热潮”发展为“可持续生态”？卓今认为：“庞大基数决定了优秀的创作者是会源源不断涌现的，时代滚滚向前，劳动现场与劳动经验也是不断会出现新的形式和内容的。各类机构在看到‘大树’的时候，更要看到不断勃发而出的‘小苗’，他们中一定又会出现新的‘大树’。”

业余困局：真诚与局限

走红之后，王计兵收到过不少“上岸”的邀请——出版社、期刊、培训机构，开出高薪希望他全职写作。他全部拒绝了：“我不想成为专业写作者，我会感受到写作的压力。”

头部创作者的拒绝，是一种“人间清醒”。他们深知，一旦艺术创作从生命体验变成职业任务，那份源自劳动现场的粗粝与真诚就可能被稀释。而普通创作者的清醒，来自现实。

“我有一个朋友，在视频平台上唱歌，很卖力，每天都在发，但他也只赚到了吃馒头的钱。”新大众文艺创作者苑伟告诉记者。

即便被“打捞”上来，即便出了一本书、上了一次热搜、参加了电视节目录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依然无法靠文艺创作养活自己。文艺创作之于他们是见缝插针的业余行为。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指出，这种“业余性”是劳动者创作最宝贵的品质，但也构成了其最根本的困境。“他们的写作没有截稿日期，没有市场预期，完全发自内心。这也意味着，他们很难适应专业化的生产节奏，很难被纳入现有的文艺评价体系。”

“我身边也有人自费十几万元出书，但是火一阵便没有声息了。”莫先春说，作为基层写作者，能找到一个既有才华又愿意教，还有时间教的指导老师非常困难，很多时候只能自己摸索。

在这一点上家政服务从业者、作家范雨素是幸运的，她在多次采访中都感谢了张慧瑜等老师长期以来无偿的指导和托举，但她也告诉记者一个反直觉的观察：“很多艺术门类的课程缺的不是老师，而是来上课的学生。通常工友们一周只休息一天，距离远、时间不够，有人上了一两次课就放弃了。”

已经被“打捞”上来的业余创作者，同样面临新机遇与新考验。

商业机构希望签售、彩排、跑活动、配合宣传，平台鼓励持续产出内容维持热度、跟进热门话题，各地文旅也争抢着邀请“为家乡代言”……这些需求，常常与劳动者的本职工作、生活节奏有冲突。

今年爆火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截至7月14日，内地累计票房超19.84亿元，刷新粤产电影纪录，豆瓣评分高达9.2分。潮汕方言、素人出演、制作成本仅1400万元、没有营销，这部具有强烈新大众文艺气质的作品是今年以来唯一的一部现象级影片。

影片中饰演老年叶淑柔的吴少卿，今年84岁，第一次演电影。然而影片红了，老人却遭遇隐私泄露，不断有陌生人上门、众多品牌方和主办方邀请阿嬷出席商业活动，部分还开出高价，家属在社交平台无奈称，“阿嬷需要休息”。

“刚火的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是懵的，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两年。”作为过来人，范雨素告诉记者。

“泼天流量”可遇不可求，但当它真的蜂拥而至，如何守住创作初心？如何规避有可能带来的风险？又如何将流量变为留量？显然，背后没有运营团队的劳动者很难应对这些问题。

生态转向：流量与留量

从少数创作者“爆红”的个体出圈，到精品力作涌现、群体绽放的“长青”，当下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内核，亟须从单一的“流量打捞”，转向系统化、全链条的生态培育。

“专业文学界要放下精英姿态与固有偏见，正视新大众文艺的文学价值与时代意义。”在谢有顺看来，只有各方多包容、少评判，多扶持、少消耗，才能为新大众文艺营造温暖良性的生长环境。

在实践中，莫先春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包括我自己之前办的文学社，一旦成为正式的组织，就有了量化考量，比如要搞多少次活动、发表多少作品。这样一来，就容易求多求快，忽略质量。”

可喜的是，正向的改变正在发生。

202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抖音推出“人间观察计划·闪光职人篇 五一特别企划”，记录了多位普通劳动者的故事，获得千万网友的点赞与关注。几天后，小红书联合30家出版机构发起“生活·作家出版计划”，该计划由中国作家协会指导，面向平台上长期创作的优质内容作者，为他们搭建一条“平台表达—正式出版—全民阅读”的通道……

4月，视频博主“艾维奇Vic”（艾维奇）有了一个特殊的机会——在抖音与全国总工会共同扶持下，成为首批“精选观察员”，探访大国重器、大国工程以及背后的大国工匠与无私奉献的劳动者们。

“这些职业大多拍摄门槛极高，比如拍摄全国仅有两人的海上气象观测员，他们的工作地点在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没有官方支持的拍摄权限和直升机等资源调度，很难接触到。”艾维奇表示，希望通过这个机会帮大家打破对职业选择的刻板印象。“不少人觉得似乎只有写字楼白领、商业精英才算好工作，可恰恰是这些默默扎根在硬核领域的劳动者，撑起了国家的底气。”艾维奇说。

而在莫先春看来，来自工会和企业的作者更了解基层，能表达出企业员工的真实心声。“现在工厂的科技已经很发达了，企业与工人的供求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很少有人写到这些。”

莫先春的心愿是，多方协作建立分层培育体系：针对广大爱好者举办讲座、交流等活动以提升其文艺素质；对少数有潜力的作者则要重点扶持，请名师、师带徒、拨经费，短期不考核。“只有长期培育，才会出真正的人才。”莫先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