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北京，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湖南人民出版社没有想到，长沙环卫女工黄新生的新书《我扫过的人间》一经展出，竟然迅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文字回到劳动者手里，卸下所有的脂粉，露出本该有的筋骨，文学的版图真正向广袤大地敞开，文艺的根脉深深扎进人民之中。”该书编辑李怡青感慨，黄新生的劳动体悟与文学坚守，为新大众文艺的创作提供了鲜活样本。

同样是在这次博览会上，摇滚乐手、一线工人小海的诗集《温榆河畔的西西弗斯》出现在北京展区。这是小海的第一本书，从他在流水线的缝纫机旁发誓“将来要写一本惊世之作”算起，已经过去了20多年。

黄新生、小海背后是数量巨大的劳动者正主动走向文化大舞台，他们汇聚成人人皆可创作、人人皆可表达的新大众文艺的澎湃浪潮。

调查显示，目前‌全国职工总数约为4.02亿人‌，其平均年龄为‌38.3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8年‌。与基数庞大的劳动群体相比，能在新大众文艺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创作者仍然偏少偏弱。

作为劳动经验的承载者、时代生活的亲历者，以及新大众文艺最核心的创作主体，更多的黄新生和小海正在期盼着社会更多扶持。如何助力深刻表达劳动社会的精品力作持续涌现，汇聚成新大众文艺的“大海”，让劳动者站在新鲜气象的文艺浪潮的舞台中央，这是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艰深课题。

基层创作成“沉默的荣耀”

2023年，浙江桐庐一位名叫叶小平的小企业经营者因病去世。女儿叶梦雨在整理遗物时，打开厂房仓库里的一个箱子，发现里面塞满了父亲写的日记、诗稿和随感。最早的一页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这样装满手稿的箱子有几十个，其中一些已被卖给废品收购站。叶梦雨一张一张找、一斤一斤买，才将父亲的文学遗产抢救回来。

叶小平的一生都在劳动，也在书写劳动，生前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首诗发表在县级报纸副刊上。

但与无数生前身后都无人知晓的劳动者比起来，叶小平也许是幸运的，他的作品因为女儿在网络上的分享而被大众知晓，也被中国工人出版社集结为诗集《我们劳作在大地上》。

几乎同时，快手平台上的200多首素人诗歌，也被集结为诗集《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出版，并在豆瓣上获得8.1的高分。支撑起这部诗集的其实是快手平台上的60万名诗歌创作者：从菜农、地摊主、羊倌、超市员工、凉菜师、焊工到火锅店厨师。

诗歌只是文艺中一个窄小的赛道。中国社科院《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网络文学的作者（创作者）规模为3269.4万，呈现“全民创作”的特点，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参与其中。仅阅文平台就有6100余名外卖骑手、4000多名网约车司机参与创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则显示，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超10.74亿，日均新增内容1.3亿条以上，平均每秒钟就有约1500条新作品被发布出来。

从网络文学到短视频，从微短剧到直播，全民参与创作的热情空前高涨，作为规模最大的劳动者创作群体，他们亟待被激活、被放大、被看到。

对比之下，这两年在互联网大舞台上，真正“破圈”的大众创作者依然凤毛麟角。中国知网所收录的984篇研究“新大众文艺”论文中，反复被引用和列举的人物不过范雨素、王计兵、陈年喜等几十个。

今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集中展出9万种版权图书、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虽然扎根一线、源自基层劳动者视角的原创佳作亦有所增加，但整体占比依旧偏低，依旧是小众范畴里的“沉默的荣耀”。

事实上，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素人文学、草根文艺、网络文艺的兴起已然有近十年时间。2024年，《延河》杂志在第五期首次提出“新大众文艺”这一概念，统合了此前对这一文化现象的不同定义，随后进一步阐释：“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和活动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

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同年，“新大众文艺”一词入选“年度十大新词语”。2026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新大众文艺”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规划纲要同样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这标志着新大众文艺已经从社会自发现象跃升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

作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常年培育喜爱写作的劳动者，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他推荐了物业维修工苑伟与插画师马大勇两位作者。然而，在互联网的巨量信息中，他们的名字与作品并不容易被搜索到。

张慧瑜认为，在学界、媒体热闹讨论的背后，由劳动者自发创作的作品，多数仍处于边缘，难以获得持续关注与专业指导，真正扎根一线劳动现场、发自生活经验的声音，仍然稀缺、边缘，难以成为主流叙事，还没有成为书写时代的主力。

劳动书写被算法困住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9年前，一篇名为《我是范雨素》的文章，曾经引爆朋友圈，24小时便获得“10W+”的阅读量。

这之后，育儿嫂范雨素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小说《久别重逢》，在《求是》《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她的故事被《平凡世界里的读书人》《但是还有书籍》《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等多部纪录片拍摄，在视频网站上收视率不俗。

然而，这些成绩只属于比她住的8平方米出租屋还要狭小的一个圈子中。“没有人认出过我。”范雨素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她现在每天依旧是上午在微信群里接单做家务，下午读书写作。大多数时候，她依然被叫作“范阿姨”，而不是她自己十分中意的“范雨素”。

记者反复问了她3次，真的没有遇到过读过她文章的顾客吗？她确定地回答，不仅是顾客，群里的工友和中介也没人将她和新大众文艺先锋人物挂钩。她依然是“长年累月穿隐身衣”的人。

即便是在互联网空间，范雨素的流量也并没有沉淀给自己。记者查看她的微博账号，粉丝数是144。

作品红人不红，并不是因为作家本身不能成为IP，可以进行对比的是，以“鸡汤文”著称的大冰，全网粉丝已经接近2000万。

“长期以来，文艺界容易陷入一种‘专业的傲慢’，很多作品都是业界内部自己写、自己评，形成了封闭的‘小循环’，与广阔的劳动现场裂开深沟。”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直言不讳。

如今澎湃兴起的新大众文艺浪潮，正在打破这种“小循环”。不过，范雨素坦言，互联网时代看似人人可创作，但“算法形成的信息茧房，让很多劳动者的作品只能在小圈子里传播，难以破圈”。

算法的核心功能是通过对用户行为数据的分析，识别出具有高流量潜力的叙事作品，进而将流量资源向这类作品倾斜。

“接地气”和“高共鸣”的属性，让劳动大军中的新就业形态群体日益被关注，但他们真实的故事往往比不过编造的剧本更能吸引流量。

在由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的“清朗行动”的曝光案例中，假借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职业形象打造“算法困境”“入不敷出”“社会尊严感低”等标签化人设、编造“生活悲惨”“被客户谩骂殴打”的虚假故事，进而实现快速圈粉变现的事件频频发生。

另一条赛道上，“霸道总裁爱上保洁员”“外卖小哥逆袭大富豪”……各类内容炸裂、反转不断、一味追求爽感的微短剧正在各大平台疯狂吸粉。

这些编造的劳动者形象和生活经验，在获得高流量的同时，劳动者真实生活叙事和情感表达，因为难以获得算法推荐而被边缘化，成为制约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的新壁垒。

即便是一些直接书写劳动榜样的文学作品，也把主人公简单定义为缺少情感、不顾家人、生活乏味的形象。

范雨素认为，这样的叙事过度放大劳动的艰辛，却忽略了劳动本身的价值与劳动者的精神追求。

“事实上，我遇到的快递员、外卖员也好，个体经营者也好，靠劳动改变自己和一家人的生活，他们都是很骄傲的。”范雨素认为，劳动的价值不在于“苦”，而在于劳动者在劳动中展现的生命力与坚守，这恰恰是新大众文艺应当更多关注的重点。

把劳动者推向舞台中央

事实上，新大众文艺是一条绵延百年的精神脉络在数字时代生出的新枝。1918年，蔡元培高呼“劳工神圣”，工人阶级开始进入文学视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确立“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方向；新中国成立后，工业文学培养了第一批工人作者；改革开放后，“打工文学”在流水线边萌发。今天的新大众文艺，更是前所未有地把劳动者推向文艺舞台的中央。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张宏森认为：“新大众文艺体现的新特征，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的新发展、文化建设的新成就、文学艺术的新活力，承载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新时代需要新文艺，新文艺需要新大众。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院长王翠艳看来，新大众文艺实现了普通大众由“被书写对象”到“书写主体”的身份跃迁。劳动者由此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成为自我愿望和情感的表达者、自我体验和经验的阐释者，以及自我尊严和权益的主张者。

作为劳动经验的承载者、时代生活的亲历者，劳动者理应是新大众文艺最核心的创作主体。缺少劳动者的真实书写，新大众文艺便容易失去生活根脉，走向悬浮与空洞。关注劳动者创作，正是让文艺回归人民的题中应有之义。

张慧瑜认为，当下的劳动者的创作“多是聚焦于对个体‘本真生活’的描述，肉身的劳动经验与身体记忆，构成了其作品最鲜活的肌理”。然而，正是这种最鲜活的肌理，在当前的新大众文艺生态中却常常被流量逻辑和刻板叙事所遮蔽。

张慧瑜观察到，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写，但“开始写”和“被看见”之间还隔着很长的距离。

然而，时代的潮流别无选择地把新大众文艺推向了前台，劳动者在更大的舞台寻找到共情与共鸣的渴望，正在从梦想走向现实。

浪潮汹涌之下，如何让创造世界的劳动者被看见，让劳动经验回到文艺的中心，这是一场从延安走到今天的漫长接力，也是这个时代必须回答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