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回老家扫墓，行至山谷间，忽然听到久违的布谷鸟鸣声。那一声声“布谷布谷”，混着戴菊鸟的啼叫，在山间交织成曲。这熟悉的声音，瞬间将我拉回到童年。

小时候，山谷里布谷鸟一叫，大人们就念叨：“布谷布谷，赶快种谷！”等戴菊鸟的脆鸣飘起来，又会笑着喊我们：“菊花雀叫啦，蕨菜冒尖咯！”我们便跟着哥哥姐姐，挎着布袋往山里跑，拔野笋，掐蕨菜。

我们小孩最爱的，还是摘各种野果吃。记得有一次，我和康康、明明提着小篮，去县医院旁的山坳采蓬蘽。那片蓬蘽丛里果子真多，绿叶底下藏着红玛瑙似的小果，太阳一晒，甜香直钻鼻子。

暑假里，我们每天都泡在新安江水库里。沿途梧桐树上的蝉叫得震天响，像无数只小喇叭凑在耳边喊：“热死啦！热死啦！”听得人心烦躁，偏又像在挑衅。于是我们每天出门，总不忘带上竹竿网兜，路上顺手抓几只蝉取乐。

午后的日头像块烧红的烙铁，我和明明、彤彤拽着竹竿。裤腿卷到膝盖，光脚丫踩在烫人的沙子路上，忍不住直蹦跳。明明突然止住脚步，用右手指竖在嘴边：“嘘！看那棵！”抬头望去，最前头的梧桐树上，一只油亮的黑蝉正趴在枝丫上，肚子一鼓一瘪，叫得正欢。我们猫着腰凑过去，举着绑了网兜的竹竿，一点点往蝉挪去。那蝉像是察觉到了危险，突然停了叫，翅膀刚要展开，说时迟那时快，明明猛地一兜，蝉“吱呀”一声落进网里，扑腾着发出哀鸣。明明小心翼翼地把蝉从网里摘下来，塞进彤彤捧着的玻璃瓶里。

入秋后，蟋蟀“蛐蛐蛐”的叫声像勾人的小铃铛，专门勾引我们这些小男孩。斗蟋蟀是我们那时的头等乐事。装蟋蟀的笼子是自己做的：截一段胳膊粗的毛竹，对半劈开，锯下一拃长的竹段，用细竹篾编上网格，再在一端刻出个能拉的小竹门。

捉到好蟋蟀可不容易。山坡的草丛里，常会突然窜出色彩鲜艳的蜥蜴，我们总被吓得魂飞魄散。面对此起彼伏的叫声，先得分辨出哪只中气最足，再循声找它的洞口——那洞口往往垒着一层薄尘做掩护。我们举着竹笼对准洞口，用细棍捅破尘土直捣洞底，里面的蟋蟀就会懵头懵脑地跳进笼里。

斗蟋蟀之前，得先把一只蟋蟀放进笼里，用硬纸板隔在中间，再放进另一只。然后掐一段牛筋草，把草茎撕成细须，隔着纸板挑逗两只蟋蟀，引它们对着纸板张牙舞爪引吭高叫。猛地抽掉纸板，两只面对面“狭路相逢”的蟋蟀便红着眼扑上去厮杀。斗之前，还得先辨清两只蟋蟀的相貌体型，比如“红头”对“黑头”，“红牙黄”对“琥珀青”，要是两只都是“红头”，斗上几回合就分不清谁是谁了。

我们把装有蟋蟀的竹笼塞进书包里，课间就各自掏出来斗上几回。有次上课，抽屉里的一只蟋蟀不知是耐不住寂寞，还是被琅琅的读书声勾得发痒，突然“蛐蛐蛐”地叫了起来。这叫声像发令枪，引得其他抽屉里的蟋蟀也跟着此起彼伏地叫开了，教室里顿时乱成一锅粥。

冬日里，最勾人的就是那“扑通扑通”的拨浪鼓声，总能把我们肚子里的馋虫勾出来。那是义乌货郎挑着担子来“鸡毛换糖”了。

他们卖的糖，有糖块也有糖饼，我们叫它梨膏糖。用鸡毛或鸭毛都能换梨膏糖。那时我们镇上家家户户都养鸡，杀完鸡的鸡毛都像宝贝似的存着。

有一回，“扑通扑通”声后又传来了“鸡毛换糖”的吆喝声，我哥照例像双脚装了弹簧似的冲向鸡笼，可笼顶上的鸡毛早已空空如也。他转身急吼吼地跑到公共厨房，盯上了爸妈放在灶头上的牙膏壳。那时的牙膏壳有锡皮和铝皮两种，一支锡皮壳能换五颗糖，铝皮的只能换三颗。我哥翻出一支锡皮的，可里面的牙膏还没挤完，情急之下，他把剩下的牙膏全挤在一只小碟里，攥着空牙膏就冲了出去。

过年前后，有一种声音让我们又怕又盼——那是爆米花的“嘭”声。一听见“爆米花喽”的吆喝，我们这帮孩子就呼啦啦围过去。只见师傅坐在小凳上，一手有节奏地拉着风箱，一手转着炭火炉上那只黑葫芦似的压力锅。等他觉得火候到了，就起身把“黑葫芦”卸下来，将“葫芦”口对准地上的麻袋。这时候我们早如鸟兽散，逃得远远的捂住耳朵。随着师傅用撬棍一扳，“嘭”的一声巨响，比炮仗还震人，热气裹着的烟冒出来，爆米花像雪花似的涌进麻袋，空气中瞬间飘满甜香。我们立刻蜂拥而上，抢着捡起地上的爆米花塞进嘴里，又热又脆，甜到心坎里。

当然，我们最喜欢的还是过年的鞭炮声。在“噼噼啪啪”的响声里，我们小孩能穿上新衣服，能吃到平时碰不到的好东西，还能少做家务活儿，甚至啥也不用干。爸妈也不会随便摆脸色，和邻里所有大人一样，他们会笑呵呵地由着我们快活几天。

最让我心动的，是能拿到长辈们给的压岁钱，虽然每次只有几毛，但足够我买好几本“小人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