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六十，父亲就为自己备好了一副寿材。

知道这件事时，我心里一紧——生与死，原来可以离得这样近，近到只隔着一道墙。棺材就搁在与他床铺一墙之隔的过廊里，墙这头是他睡了多年的旧木板，墙那头，便是他为自己选定的归宿。

车祸之后，父亲似乎彻底活进了自己的世界。母亲去武汉帮弟弟带娃，他独自留在镇上，成了别人口中的“独行侠”。他不爱串门，也没什么往来密切的朋友，唯一的陪伴是那条老狗。

这些年来，我在北京奔波，嘴上说着“胸怀天下”“笔肩道义”，其实多半也只是为谋生计，活得狼狈又匆忙。偶尔回乡，手抚过那副寿材冰凉的板面，心里总会泛酸——这就是父亲为自己选的最后一方天地。我们谁不是这样呢？被时间推着来，又被时间推着走，赤条条的，什么也带不去。

父亲也曾年轻过。他当过村里的干部，穿着四个口袋的中山装，走路带风。后来不做干部了，他贩稻谷、卖生猪、学酿酒，差点成了村里的“首富”。也正是那点积蓄，让我和弟弟能安心读书，从湖北小镇一路考到武汉、北京。家底掏空了，换来的，是我们兄弟俩在城里勉强立足的本事。

我们给他买的新衣裳，他总叠得整整齐齐，很少上身。反而专捡我和弟弟穿了十年以上的旧衣服，磨破了领子、褪了色的，他穿得自在。

如今的他，像一名沉默的斗士，与时间、与孤独、与过往的一切，平静地对峙。

2009年一场车祸，2016年又一场变故。前年，他悄悄买回这副棺材，用破布仔细盖好，摆在过道。直到那时我才明白，他早已看透了生死无常，也认命了人生里许多无可奈何的安排。

我们这一代人的父亲，多半是这样的农民：年轻时种地缴公粮，老了领微薄的养老金，与城里同龄人的晚年天差地别。

好在他们大多老实、认命，把一生过得淡然而坚韧。看淡财富，便得了释怀；看淡生死，便得了解脱。添一副棺材，于他们而言，不是颓丧，反倒像一种宣言——我来过，我活过，我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