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6岁,弟弟不到1岁，3个哥哥都在上小学，父亲在工厂当电工，母亲没有工作，靠帮人做些缝纫活挣点零用钱，一家7口人主要靠父亲不到40元的工资生活。虽然如此，但我们的生活在俭朴父亲和勤快母亲的编织下，还是过得比邻里“殷实”。

那年春节我第一次跟着哥哥学会了放“小鞭”（爆竹），那时候是一个一个放，哥哥们舍不得把一百响的小鞭成挂放了。从三十到初五，我们每天兜里装一把小鞭在外面疯玩。再后便盼十五，盼着吃元宵、玩灯笼，再把剩余的小鞭放了。

十五那天早上，下夜班的父亲披一身白雪带着寒气进了家，进屋便忙着生炉子，屋里很快暖和了起来。父亲边催还在被窝里的我们起来，边和母亲商量早饭吃什么。父亲说:“不吃元宵了吧？”“买几个吧，别人家吃了，我们不吃不好。”母亲答。“可我没有钱了。”母亲从兜里和抽屉中找齐了两元钱给父亲。听到要买元宵我跳下炕要跟去。

正月的6点多钟天还未全亮，下雪的早晨更显清冷。父亲不苟言笑，拿了个小黄盆，一声不响牵着我踏新雪去离家不远的“三和顺”小饭馆买元宵，今天我还能体会到他手上那暖暖的温热。那年父亲38岁，可现在想来，清楚地记得那时他比如今45岁的我要老得多，而那一幕我和他在雪地上行走的场景，也是一样的清晰：父亲穿一件黑色的工作服棉衣，头戴结婚时母亲给他买的皮帽子，脚下一双黑棉胶鞋，加上黑色的裤子，一身黑在雪中更显突出。

路上，我暗想，那么小的盆能买几个元宵啊！果真，虽然1斤元宵不到1元钱，但父亲只买了半斤20个小元宵，小黄盆都没装满。我算了一下，全家人每人3个，立刻就没了情绪。可父亲兴致很高，进屋就和母亲忙着烧水煮元宵。

元宵熟了，母亲逗我：“你吃几个呀？”心想就那几个元宵，还问吃几个，我闷着没有答。母亲看出了我的不悦，又逗说：“你小就少吃几个吧。”拿上桌时，我和3个哥哥一样每人5个（弟弟还没断奶）。看着碗中的元宵，哥哥们都没有动筷子。母亲忙说：“我和你爸都不想吃元宵。”我没有从母亲慈爱的笑容中读出什么，哥哥们却没相信母亲的话。大哥忙从碗中夹元宵给父亲、母亲，可他们又都给夹了回去。他们每人盛了碗元宵汤，吃着窝头，看着我们吃。

我最先将元宵送到嘴里，但马上又被烫得吐了出来，母亲忙把我碗中的元宵夹成两半，急急地帮我吹凉。5个元宵很快吃完了。看着我们没吃够的表情，母亲说：“等你爸开支了再买，吃个够。”父亲开支了，但母亲的许诺没有兑现。但从那以后，每年母亲都自己做元宵，做出的元宵可以吃几天，以至后来我一见元宵就没食欲。

多年后有一次一家人团聚，大家闲谈往事，我讲起元宵的事，自责自己的不懂事。不想两位老人对此也都有记忆，父亲有些歉疚地说：“那年家里很困难，年前你大哥住院，过完春节家里就剩你妈给我的那两元钱了，我掂量再三才买了半斤，后来你妈埋怨我，不该买半斤，让孩子吃得不痛快。”

不知是因为对元宵特殊的记忆，还是因为母亲特别爱吃元宵，自打我工作有收入后，每到大年都要选购几种元宵给老人送去，看着他们从心底里漾出的笑意，我的心是甜的。

后来上天不让我再体会这种感觉了。那一年元旦后，母亲离我们而去，春节过后，本来很健康的父亲也突然随母亲去了。之后的大年十五正是父亲的“一七”奠日，晚饭时见到妻子煮好的元宵，我泣不成声。打那以后我见不得元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