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的灭亡似乎比一个王朝的兴起，有更多的话题和耐人寻味的地方。

徽宗是在国势阽危、大厦将倾的情况下，将大位“内禅”给钦宗的。而不到两年，王朝便告覆灭，所以真正的亡国之君算不到钦宗头上。有历史学家说，也不能把整个北宋王朝毁灭的责任都推给徽宗一人。试想，一百余年来的积弱岂是由一个人造成的？但是，读了《宋徽宗时代》一书，我感觉到，他还是要在其中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他国破家亡，被俘流亡以终，确是咎由自取。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尽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在徽宗一朝有集中的体现。《宋徽宗时代》中“浮华背后的危机”一章所描写的东京方方面面的繁华，令人惊叹。而赵宋皇帝对文人的优待，也可从本节所叙徽宗礼遇米芾的故事窥得一斑。徽宗一朝大部分时段可称得上“盛世”，但是，往往是盛世当中埋藏的危机也最为深巨。比如为造成盛世的假象，或者为了一己之逸乐，徽宗让他的手下遍搜天下的奇花异石，累年装运入京，此即臭名昭著的“花石纲”，造成了多少百姓的倾家荡产？由此激发民变及方腊起义，实际上就是给帝国敲响了警钟，可惜的是徽宗君臣仍不自省。

对于北宋的灭亡，前人总结是过于重文轻武或以文制武，武备松弛、武将削弱，以致不能很好地应对外患，乃至稍一接敌，便溃不成军。问题是：为什么北宋一代九个皇帝，除了开国的太祖、太宗，后来没有一个皇帝能够高瞻远瞩，深刻地认识到这一危机而改弦更张呢？这就是封建帝国的宿命：祖制不可更易。即便有王安石之变法，但最终也不过是昙花一现。

如果不是外部的强大对手，它还会延续相当一段时间吗？不妨来看内部因素，比如用人是否得当？内部机制各环节如何？

选徽宗做皇帝就是大错特错。他是一个艺术天赋极高的人，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艺术家气质导致的任性到了何种的程度，有时简直就像是西方的嬉皮士，放浪形骸，胡闹不止，甚至是匪夷所思。更重要的是他根本不是政治家。虽然继位之初也踢出了像样的几脚，给人以朝局一新之感，可惜不一载就偃旗息鼓，照弹旧章而不思振拔了。要命的是根本分不清忠奸，为一般宵小所包围，出牌行令一无章法，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无“是非”观念。这样的一个人掌舵，那就是醉汉驾车，不亡何待！

《宋徽宗时代》在讲史的基础上，时而采用小说笔法，情景如绘，难得的是过渡自然，这得益于作者吃透了史料，包括历史的细节。如徽宗内禅后，在局势危急时曾经南逃过一次，途中的情景描写得就比较逼真，所根据的是历史笔记小说。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本书为一部“信史”。

阅读本书，读者还可以感受一下徽宗的性格，即便在逃难途中也不忘开玩笑，其轻浮可以想见。但是，偏偏这样的人在位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