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档电视节目《见字如面》把我们又带入到了读信的年代。说到信，最浪漫的当属情书。试问哪个文学青年没有投递过情书呢？徐志摩的《爱眉小札》、鲁迅的《两地书》就不用说了，英国作家狄更斯一生写出的情信也都保存完好。日本岩井俊二的《情书》里有一个男藤田树一个女藤田树，一个生者一个死者，他通过一份份的情书，使爱与被爱者的人生轨迹有了奇妙的交错。

最实用的信是给家人的信。叶圣陶给叶兆言写信时，先是大大表扬孙子一番，然后说要写一首诗奖励他，随即话锋一转，用小字加了一行：你不要性急，诗歌何日作成还说不定。真是妙趣天成，爷孙之间的幽默温情跃然纸上。弘一法师李叔同出家以后，但逢家人来信，总是在信封后面批注“本人他去，原信退回”的字样，不拆不看。胡兰成在给张爱玲的信中常常沾沾自喜地讲述自己与其他女人之间的私密故事。

最耐人寻味的信是给朋友的信。其中冷酷一点的有海明威读完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后写给作者的信，他告知作者“坏倒是不坏，但有点太自我怜悯，只会哭鼻子”，说书中时代宠儿小觑旧人的心态若隐若现，可当年正是菲氏以前辈作家的身份将还是无名小卒的海明威扶上来的。菲茨杰拉德也留下了一句让人解恨的讽刺——看来海明威好像善于将手伸给给他梯子上墙的人。其中也有幽默的，比如写出“人间四月天”的金岳霖回国后到上海访徐志摩不着，于是给徐写信求助，既然有通信地址，那又是如何发愁找不着呢？于是徐志摩也不直接回复他，而是开了个玩笑，在报上登出寻人启事。

古人的才气往往都在信札中体现。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慷慨激昂，嵇中散《与山巨源绝交书》的气高骨硬，李青莲《与韩荆州书》的豪放任侠……都是传世名作。

除了信件内容之外，信上的书法也都是很好的。王羲之《姨母帖》《初月帖》因其属于私人性质，所以随意自然、古朴高华，绝不是为写给观众看而摆出来的架子。

就连信封也很有门道。南京老集邮家朱遵筏先生研究邮票，不少是通过实寄信封来展示的。他曾经写出了洋洋万言的研究文字，认为“信封的大小样式、邮票的形式齿孔、邮戳的字样时间都是历史的明证”。

在《一方阳光》里，王鼎钧说当时的邮局有个习惯，把收信地址不全、收信人身份不明的邮件全都送到军营，让士兵们假想着收信人的身份、模仿来信的意思写出回信，写到夜深人静时大多是边写边哭。那真是一个“家书抵万金”的时代啊。

古时寄信是官家的特权，百姓只能托人捎信。杜甫诗云：“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道尽了其中的凄凉。缄信封、贴邮票、入邮筒还只是近百年才有的景象。可是为什么现在写信寄信方便了，我们却又不再写信了呢？我想不外乎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字写不好，觉得难看；二是信件传输速度太慢，难以迅速传情达意；三是担心对方能否收到，因为作家孙犁在《书信》里说新中国成立前他给同城的一位女孩写信，一天两封或两天一封，但对方总是收不到。如果字写得不好，能否创造一些适合写字的便于寄递的邮品呢？比如打好米字格的信笺。至于传输速度，古代驿马传信最快的一天五百里，马行如飞，宋高宗给岳飞的十二道金牌就是这样发出的。现如今难道收到信比收到金牌还难吗？

当我们老了，老得只能在院子里晒太阳时，如何去缅怀曾经的岁月？那些如烟的往事，那些记忆中的人，总是需要一种载体才能影像清晰的，信件就是这样一种载体。《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说：“我们很难理解远古狩猎采集者的信仰和仪式，正如未来的历史学家很难理解20世纪年轻人的社交活动靠的是书信。”不要相信现代的通信工具，所有的手机、短信、邮件都不可能以实体的方式留存下来，终将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