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外发布了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该批3起案件，均涉及到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分别是某小学班主任强奸、猥亵多名女童；90后无业人员利用网络聊天工具恐吓13岁女童索要裸照，又以公开裸照来威胁受害者企图猥亵；继母虐待11岁继女对其长期殴打，致使继女离家出走。这3起案件的受害女童，最大的13岁，最小的才10岁。

在以往的司法经验中，涉及未成年女童的部分侵害案件，形成证据链条并不容易。一方面，未成年人认知能力有限，又突遭侵害，在身心受到巨大伤害之下，记忆和表达能力均受到一定不利影响，影响了陈述；另一方面，部分未成年受害人法律意识不强，甚至个别受害人未意识到自己受到侵害，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受到威胁恐吓、或者担心受到学校和家长责罚等，未能及时报案，导致证据灭失。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审判实践就发现,在猥亵儿童犯罪中，熟人作案的比重高达90%。受害人年龄小导致陈述不清，证据不全，而熟人作案后，年幼的受害人往往担心熟人报复而不敢报案。

更为关键的是，在过去的一些案件中，未成年女童受到侵害后报案，从老师家长问询、派出所接警再到刑警、检察院、法院等一系列环节，每一次，受害人都要重复讲述受害过程，特别是相关细节，一遍又一遍，无疑是在幼小心灵的伤口上继续撒盐。而这一系列程序走完，耗费时日，受到侵害关键证据很可能因此灭失。毕竟，和未成年的受害人相比，犯罪嫌疑人的心智更为成熟，应变能力更强。与此同时，受害人所在家庭，往往因此承受巨大的社会舆论和心理压力，甚至情愿选择私了来“息事宁人”以避免隐私外泄，特别是当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处于同一熟人社会圈时。个别犯罪嫌疑人也正是利用这一心理，试图逃避法律的惩罚。

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维护公平与正义，不只是依法给予施害者应有的惩罚那么简单，要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让受害人及其家庭，同样感受到公平与争议。在涉及未成年人的侵害案件，特别是性侵案件中，有条件的司法部门应当尽可能采取“一站式”取证，在受害人报案后，多部门协同相应，及时进行一系列的证词、证据取证工作，并对其本人和家人，进行心理辅导和相关扶助。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要切实保护受害人及其家庭的隐私，在案件结束之后，学校、派出所、社区等相关单位，也应对受害人及其家庭，提供后续的保障措施。

目前，许多地方都已经对未成年受害者有相应的保护措施，而如何在多部门之间协同合作，将这些保护措施有效整合成“一站式”保护体系，值得有关方面探索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