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一曲《春天的故事》唱响了大江南北。1979年3月，广东省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建市已39周年了。

39年来，深圳由一个不知名的小渔村成长为一个国际化城市。那时候，这里还没有高楼大厦，有的只是坐落在河边的客家民居；那时的解放路，行人还很少；那时的街道并不宽，斑驳且毫无装饰——对于这个昔日边陲小镇的最初建设者而言，一纸小小的“边防证”，却是共同的特殊回忆。

每年要回老家办一次“边防证”

整理抽屉时，一张张盖有公安局印章的“边境管理区边防证”勾起了眭先生初到特区时的回忆。这些早已泛黄的“纸张”在老家抽屉沉睡了20多年了，它们将24年前，眭先生初到深圳时的零星记忆拼接起来。

1994年，眭先生和妻子带上身份证，在老家湖南永州市一县城的公安局拍了一张照片，排了一小时队后，拿到了第一张“边境管理区边防证”。

带着“边防证”，花78元买了两张车票，坐了9个小时火车，眭先生和妻子第一次踏上深圳这片土地——深圳西站。“深圳西站在南山区，属于‘关内’。”眭先生告诉《工人日报》记者。

1982年，深圳经济特区和非特区之间用铁丝网修筑了一道管理线，俗称“二线”。最初深圳特区包括罗湖、福田、南山三个市辖区，被称为“关内”，1998年，以沙头角为中心的区域从罗湖区析出，设盐田区，“关内”则包含此四区，龙岗、宝安被称为“关外”。

初到深圳，眭先生落脚地选在租金便宜、外来务工人员居多的“关外”龙岗区，并成为特区的一名出租车司机。“那时候，关内、关外被铁丝网隔了起来，关口设有岗亭。一般来说，每进一次关内，都要出示边防证给工作人员，但很多时候，检查人员并不检查出租车司机的证件，只检查乘客的。”

眭先生常常遇到乘客的边防证过期了或是忘带证件的情况，有时候乘客会用纸包着钱让他偷偷塞给岗亭看守员，有时候乘客则被要求下车，不让过关。

“那时深圳共有大小关口十多个。过关人很多，车也多，经常要排队，有时过一次关要排半个多小时的长队。”眭先生说，每年都要回老家办一次边防证，有时候也会让熟人帮忙办了寄过来。妻子在关外出租屋中照顾家里，一般一年只有去火车站坐车回湖南时才需要用到边防证。“她边防证不常用，有一年竟过期了都没发现，无法进关内坐火车。那年我们只能在关外汽车站坐了整整24小时的大巴车回家过年。”回想起那次坐长途大巴车的经历，眭先生仍不由自主地皱起眉头。

从“黑中巴” 乘客到真正深圳人

在刘伟文的印象中，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黑中巴”很常见。当年，办了边防证，在汽车站坐上一辆中巴，刘伟文从广东惠州市龙门县来到了深圳。“巴士进深圳市内时，乘客都要下车走验证通道，巴士则走车辆通道。过关后乘客再上车。”

刘伟文告诉记者，这些“黑中巴”一般来自淡水、惠东等地，车头放有写着“到深圳市内”的卡板纸。“司机会告诉我们，载我们过关。但往往这些巴士都没有过关证，到了深圳关口，趁乘客下车走验证通道时，司机就掉头跑了。许多乘客进了关内找不到车，才发现遇到‘黑中巴’，连行李也无处可寻。”刘伟文如是说。

在刘伟文印象中，坐巴士到深圳，还经常有各种笑话。他还记得，进了关内，在验证大关门口，常常看到乘客还没找到自己乘坐的那辆巴士，司机就以为人齐了，把车开走了；甚至还有很多乘客不认得车，常常出现上错车的景象。

“从前，关口外面还有很多‘蛇头’，他们向没有边防证的人收钱，并承诺带他们穿过铁网翻山进关内。”刘伟文说，其实，很多蛇头都是抢劫的，他们将人带到山上，抢走了东西就离开了，并不能带人过关。

2010年7月，深圳经济特区范围延伸到龙岗、宝安，关内关外一体化，外地人来深圳也不再需要边防证了。

如今，刘伟文已成为真正的深圳人，在龙岗区拥有了自己的修车行。他的孩子也成了“深二代”。

“关内”的神秘感渐渐消失

51岁的李运新是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人。他第一次来深圳时才18岁，那时候南头镇的村庄还没有通上电，在广州一家电力公司工作的他跟着公司来到深圳安装变压器、高压线。

“上世纪80年代，盐田、葵涌、西涌等比较偏僻的地方还没有通电，且人很少。当地年轻人都跑去香港打工了，剩下老人与小孩。”在李运新记忆里，那时候还能走路去到香港，渔船也能开过去。直到边境管理完善后，这一现象才不存在。

1990年，23岁的李运新再次来到深圳，在工厂打了两年工后，和妻子在布吉开了一家大排档。那时候，布吉属于宝安县布吉镇，如今已是龙岗区布吉街道了。“布吉比较乱，许多过不了关的人滞留在此。以前，很多人来深圳路费都不够，一半路程坐车，一半走路。没有边防证过不了关，也没钱回家，许多人住在桥底下，在布吉当起了杂工、小商贩。”李运新说。

过去，关内关外的生活水平、消费水平有很大不同。当时李运新的妻子兰阿姨很羡慕住在关内的人，在她眼里，关内的人穿着时髦，有许多好看的花衣服。“以前关外的人都很想去一次罗湖的东门逛一下，即使买不起任何东西，也会感到很满足。但没见过世面，自己一个人却不敢过去，找上三五个女孩一同才敢去。”说到这，兰阿姨笑称那是少女时代的青涩愿望。

后来，李运新与兰阿姨在布吉建起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户口也转来了深圳。关内关外一体化后，关内在兰阿姨心中的神秘感也逐渐消失了。2018年1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这道已经使用了近36年的“二线”真正走入历史。

时至今日，深圳还经常有人组织“二线关”徒步活动，昔日的边防沿线也成了徒步热门线路。30多年的时间里，许许多多人怀揣着梦想，一次次踏过“二线关”，一个个普通人走过关口，是为了奔向更美好的生活，一座“敢为天下先”的城市率先闯过改革关口，背后是一个民族踏出复兴之路。

二线关时间表

1980年8月 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当年深圳全市人口33.29万，非户籍占比3.6%。

1982年6月 在划定的特区与非特区之间设管理线，“二线”动工，东起大鹏湾畔背仔角、西到南头安乐村，全长84.6公里，由铁丝网和巡逻公路构成。人口44.95万，非户籍占比21.1%。

1983年12月 “二线关”启动，设置布吉、南头、沙湾、白芒、盐田坳、背仔角等检查站，开始对出入特区人员和车辆实施检查。人口59.52万，非户籍占比31.9%。

1998年1月 地方“两会”首次有代表和委员提出撤“二线关”。人口580.33万，非户籍占比80.3%。

2003年5月 扩大进入特区有效证件范围，逐步放宽边防证办理限制，现场设立办证窗口。人口778.27万，非户籍占比80.6%。

2008年1月 所有“二线”检查站停止现场办理通行证，可凭身份证或暂住证进入特区。人口954.28万，非户籍人口占比76.1%。

2010年5月 特区范围扩至深圳全市，但管理线未撤销。人口1037.2万人，首次突破千万大关，非户籍人口占比75.8%。

2014年7月 边检撤出“二线关”，管理线“名存实亡”，只留下关口的建筑设施。在此之前，关口日均通行车辆超100万辆次、进出人员超500万人次，通勤高峰期拥堵严重，次年关口建筑开始拆除。人口1088.89万，非户籍人口占比69.2%。

2018年1月 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正式撤销。

（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