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月２３日，上海市体育局对外公布了２０１８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项目系列赛招标结果——经过评标委员会综合评审，得分排名前２５０位的赛事入围。至此，２０１８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招标结束。

通过如此大规模的招标来举办城市业余联赛，对于大多数省市来说还有些陌生，却正是上海的创新之举。

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创办于２０１７年，是为了全面贯彻《上海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要求，更好地满足不同人群健身需求而创办的业余赛事。从该项赛事创办之初，上海就利用开放的思维来办赛。

上海体育学院运动与健康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黄海燕教授告诉《工人日报》记者，上海体育学院参与了上海城市业余联赛的赛事体系设计。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开放办赛的理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城市业余联赛是政府提供的一项公共服务，吸收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办赛，从供给侧层面来改革赛事体系，体现了政府放管服的意识和开放的胸怀。”

其实，上海并非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意识。记者在２０１６年去上海采访上海市第二届市民运动会，上海市体育局群体处处长张漪表示，上海市在２０１２年举办首届市民运动会时，仍然是从市级到区县再到乡镇，动员体育局、工会、团委和学校等机构来办赛，“主要还是依靠体制内的力量，尤其是体育局所属的单项协会来办赛”。

“办赛资源都集中在政府手中，办赛的规模并不大，一些协会也缺乏积极性。”黄海燕对这种办赛模式评论道。诚然，举办群众性赛事，既要有规模又要有质量，既要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健身需求，又要满足不同项目爱好者的需求，政府办赛难免顾此失彼，因而需要创新办赛。

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２０１７年，发改委等９部委联合发文，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大型群众性体育赛事。黄海燕说：“政府开始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体育公共服务，而上海的市场比较成熟，提供体育服务的企业众多，这为上海开放办赛奠定了基础。”

另一个原因是，上海市体育局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倒逼协会成长。“原来的上海市运动会都是各单项协会承办，它们的办赛能力有所不足，于是让区县政府协同办赛。现在通过公开招标办赛让协会有危机意识，从而提升其服务能力。”黄海燕分析道。

当开放的大门打开，一些协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记者查阅了２０１８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招标结果，初步统计，在１０个项目联赛中只有２个体育协会（上海市乒乓球协会和羽毛球协会）中标；１０个品牌特色赛事中只有上海市篮球协会中标；２５０个项目系列赛中只有１７个协会获得了共５０余项赛事的承办权，大多赛事的承办权被企业摘得。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首先得益于政府放开赛事资源，给了社会和市场主体同台竞技的机会。从项目推介会到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公开招标，整个过程公开透明、公平公正。

根据项目特点和市场成熟情况，上海市体育局将比赛分为项目联赛、品牌特色赛事和项目系列赛３个等级，参与竞标的主体分别申报。“赛事都是申报的，而非政府拍脑袋决定办哪个项目的比赛，这样能更好地满足老百姓的健身需求。”黄海燕说。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单项协会感受到了竞争压力，开始主动求变。黄海燕给记者举了个例子，上海市乒乓球协会（这次也中标了）为了参与竞标，走访了很多地方工会和区县一级的体育协会，然后根据群众需求来设计赛事体系。“协会走出去了，赛事方案也更接地气、更有吸引力了。”

此外，与企业合作办赛的单项体育协会也越来越多。黄海燕认为，企业的赛事组织能力强，而协会在裁判和专业性上有优势。虽然一些协会没有获得办赛权，但并不妨碍它们与企业合作，这样既能提升协会的水平，也能保证赛事的专业性。

当然，开放办赛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做“甩手掌柜”。黄海燕说：“政府首先要放，然后要制定标准，最后要通过第三方评估来保证赛事按质按量办好。”

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在招标过程中，对办赛标准、规范和赛事指南都有严格的标准，比赛结束后也有第三方评估机构将赛事分为ＡＢＣ三个等级。“服务还体现在办赛过程中，区县体育局必须为市场主体提供服务，尤其是安全方面的，保证赛事安全有序落地。”

从“独轮车”到“三轮车”，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完成了“三轮驱动”的转变。“这践行了体育社会化、市场化和组织化的理念，”黄海燕说，“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体育产业发展，洛克公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洛克公园是上海洛合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主打的篮球业务之一，公司已经多次获得上海市业余赛事的承办权。目前，公司已经做成了品牌，不仅在上海的多个区县承办赛事，还在南京和杭州获得了有关订单。

上海开放举办城市业余联赛的做法取得了多方共赢，黄海燕认为，这种模式可复制，借鉴性强。“从操作层面上看，借鉴的难度并不大。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市场比较发达的地方都可以开展。即便是市场尚不发达，也可以通过邀请外地企业前来竞标，从而提升赛事质量。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一些地方政府没有开放的意识，地方保护主义不同程度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