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所做的事，就是在揭开这段不为人知的往事，书写曾经冰封的历史。”

在刚刚结束的重庆两会上，中国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所所长、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凌承纬接受《工人日报》记者访问时表示，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大后方中心集聚众多美术大家和全国顶尖艺术院校。徐悲鸿、吴作人、张书旂、林风眠等大家在这里，以画笔为武器，揭露日本侵略暴行，振奋民族士气，发出中国的怒吼，投入救亡图存，给中国抗战史和中国现代美术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这段意义重大和影响深远的历史，却尘封多年，鲜为人知。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艺术史”

1940年8月20日，赴重庆南山写生的吴作人亲眼目睹200多架日军飞机轮番轰炸市区。彼时的山城已沦为一片火海。他头顶着随时可能坠落的炸弹，迅速用线条勾勒出当时的惨状，后又用红、黄色调的颜料上色，完成这幅直接描绘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重庆大轰炸》，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引发强烈反响。

“艺术理念分为‘为艺术而艺术’及‘为人生而艺术’，外公一直秉承的是‘艺为人生’的理念。”吴作人外孙女吴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重庆的抗战美术史是一部波澜壮阔、轰轰烈烈，内容极为丰富，形态极为特殊的艺术史。”从上世纪80年代就着手研究抗战大后方美术史的凌承纬表示，第一次接触这些资料时，内心澎湃之情难以言表，“大冬天穿着羽绒服，看史料能看出一身汗。抗战期间天天都有美术家的活动，他们以画笔做刀枪，反映民族心声，给侵略者迎头痛击。”

在凌承纬看来，只有亲手触摸历史的温度，才能真正明白，在这些发黄发霉的报纸刊物里，记录的正是在血与火的考验、生与死的抗争中锻造出的伟大的抗战精神。

多位美术研究学者坦言，由于重庆是战时“陪都”，属当时国民政府政治、文化中心，90%以上的画家齐聚重庆，国立艺专、武昌艺专等国内高校也西迁重庆。一方面是因大后方可继续作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战争的惨烈、人民奋勇的抵抗客观提供了素材，便于画家们发挥专业优势支援抗战，记录历史。因此，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美术，这一时期具有统领全国美术的意义，也推动并实现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现实主义思想流派的形成发展。

“尽管这段美术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却鲜为人知。”凌承纬向记者介绍，他第一次接触大后方美术史，源于上世纪80年代。为撰写四川版画史，他在查询资料时才发现，自己面对的竟然是一部波澜壮阔却不为后人知晓的历史。

用艺术揭日军暴行寻求国际援助

“天灾战祸，民不聊生，是谁的罪过，我是一个中国人，不能沉默，我要以我的画笔，发出我的吼声。”抗战期间，著名画家徐悲鸿在山城发出呐喊。

1937年11月，徐悲鸿随中央大学艺术系由南京迁到重庆。在当时江北大石坝家里，他根据重庆汉子江边挑水的场景，以高度洗练手法，将巴人传统汲水的宏大场面分解为舀水、让路、登高前行3个段落，创作出真实记录民众生存景象的艺术珍品，即后来被誉为其最具人民性和抗争精神的代表作——《巴人汲水图》。

同样亲历重庆大轰炸的“虎痴”张善孖，目睹日军种种暴行，创作《猛虎扑日图》，又名《怒吼吧！中国》，以右上角28只猛虎齐向左下角西落的太阳扑去的气势，展现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决心。

当时，还有些画家走上“艺术外交”之路，用画作在国际上寻求援助。

1940年12月23日，重庆李子坝嘉陵江畔一家宾馆里，中国画《百鸽图》赠送仪式举行。次年1月，《百鸽图》被运送到美国白宫，备受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喜爱，以艺术方式推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团结。

《百鸽图》作者是张书旂，1937年10月底随中央大学迁往重庆。武汉会战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1940年5月以后，日军开始对重庆轮番无差别轰炸，张书旂目睹日军的凶残和残垣断壁中抗争的人民，想到中国目前特别需要国际支援。由此，他想到以鸽子为对象，创作一幅呼吁世界和平的国画，赠予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人。

擅长写生的张书旂从古镇磁器口买了几只鸽子，天天观察其姿态动作，但迟未动笔。直到1940年11月5日，美国举行第32任总统竞选，罗斯福第三次连任成功。张书旂感叹：“此画有主了！”随即构图作画。当年的报纸记录了他创作的过程：“这一大幅，四天中完成，但构思了三个星期，第一天画了五十个，第二天又画了五十个……”

2012年，这幅在大洋彼岸“栖息”70余年的《百鸽图》重回山城。张书旂之子、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少书说：“父亲的遗愿就是《百鸽图》将来如果回国展出，首选地一定要是重庆。”

为支援抗战，重庆美术界还开辟美术家义卖支援抗战先河。张大千、张善孖等许多画家都举行了义卖。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7月至1946年6月，在重庆举办的各类美术展览和义卖约320次。

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新领域

“在美国求学待归之时，导师李铸晋教授告诉我，抗战时期，重庆美术界异常活跃，他建议我回国后可着手研究。”凌承纬说，自1988年回国后，他便开始研究重庆的抗战美术史，“在当时的文联主席支持下，我得以到重庆图书馆查阅资料，自备水和食物，每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都在图书馆。”

“至今，我从事这一研究已整30年。”凌承纬告诉记者，尽管研究起步较早，但他一直以来都是孤军奋战，直到2005年5月，西南大学即将成立，学校报请重庆市委宣传部批准成立重庆现当代美术研究所，将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列为研究所首项工作任务，才有了研究团队，开始培养年轻人。

“坦白说，这种研究工作不挣钱，也比较枯燥。”凌承纬坦言，很多年轻人坐不了“冷板凳”，因此，刚开始一年，他只要求学生查阅资料，鼓励他们去发现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培养兴趣，“《百鸽图》相关史料就是学生发现的，后来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丁宁引介下，我与张少书取得联系，才有了《百鸽图》回国展览。”

业界人士评价称，凌承纬是国内研究抗战大后方美术的先驱者和“扛旗手”。在他推动下，2009年3月，西南大学举办“首届中国抗战大后方美术文化研究高层学术论坛”；2012年4月，“张书旂中国画艺术及其传承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渝举办。2015年6月，四川美术学院成立中国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所，凌承纬又被聘为所长。这标志着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日渐引起国内外艺术史学界重视，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中一个新的方向和领域。

如今已年逾古稀的凌承纬仍坚持在研究岗位。他说，“在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之前，我这个‘扛旗手’还不能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