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律师来说，没有相关证据，就无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然而长期以来，调查取证难困扰律师行业，有的律师甚至不得已只能放弃相关案件。

今年11月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司法局等单位联合下发《关于依法保障律师调查权的若干规定(试行)》，明确了律师通过调查令申请调查证据的范围以及调查权受到侵犯时的救济机制。

难题：律师自行取证曾“寸步难行”

调查取证权是法律赋予律师的一项执业权利。《律师法》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律师法》中没有明确指出受调查人对律师调查的协助义务，让律师调查取证权无法得到保障，往往导致有理无据最终败诉的情形，也直接影响到了司法公正。”天津市司法局一位负责人说。

对于在实际工作中自行调查取证遇到的难题，执业律师们也深有感触。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主任潘强告诉《工人日报》记者：“‘调证难、会见难、阅卷难’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成为我国律师工作中公认的‘三大难’。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律师自行到相关单位去调取证据，几乎是‘寸步难行’。”

“我们代理的很多房产继承案件，其实本可以通过非诉程序解决。但很多时候，我们和房管部门协调数月，最终还是调查不到证据。只能让案件走上诉讼程序，通过法院去调查取证。这既影响了案件的进展，也对司法资源造成了一定的浪费。”天津高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苏振海说。

新规：律师、当事人、法院多赢

今年11月中旬，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茜代理了一起离婚案件。在法院的建议下，王茜依照天津保障律师调查权新规定中的相关程序，从法院申请到了调查令，自行到派出所调取证据。从申请调查令到拿到需要的证据，王茜仅仅用了两天半的时间。

在王茜看来，天津此次多部门联合下发保障律师调查权的新规定，“很便捷，很实用”。

按照天津此次规定，从今年11月开始，执业律师可以拿着调查令到天津市高院、市检察院、市司法局、市民政局、市人社局、市国土房管局等13个部门和单位调查取证与所承办业务有关的情况，采取查阅、摘抄、复制等方式获取与所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信息。

此外，在新规中，特别强调了律师行使调查权受到侵犯时的救济机制。这在我国目前《律师法》中并没有涉及。

比如，根据《规定》，律师认为有关单位违反相关规定，侵犯律师调查取证权利，可以向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反映；对阻碍其依法行使调查取证权利的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提出申诉或通过其他合法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在执业中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明显违反法律规定，阻碍其依法行使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权利的，可以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

“天津市关于保障律师调查权新规的施行，有利于提高当事人应诉能力，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司法效率，改善律师执业环境，是一项可以形成律师、当事人、法院‘多赢’的规定。”潘强说。

建议：推进立法，确认调查令强制性

《规定》在充分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同时，也明确了律师调查取证工作的范围，确保律师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行使权利。

例如，在民事诉讼中律师持令申请调查收集的范围包括股权结构、经营资质、自然人户籍资料、治安案件报警记录等16类证据。而对于证据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证据不在天津市行政区划内的以及其他不宜由代理律师持调查令调查的证据，则不得申请调查令调查收集。

在苏振海律师看来，这种限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比如之前一些单位拒绝配合律师行使调查权，并非刻意刁难。他们会担忧为律师提供证据后，带来泄露企业商业机密、公民个人隐私等问题。而《规定》细化了律师在行使调查权时的‘禁区’，避免了滥用律师调查权造成的公民个人身份信息、国家机密、商业机密泄露的问题，避免了滥用调查权而出现违反、破坏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出现。”

实际上，不只是天津，在国内其他地区，保障律师调查权的规定也正逐步建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曾下发文件，明确上海地区法院可以在民事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中向诉讼代理律师签发调查令调查相关证据材料、财产线索等。

各地保障律师调查权的规定，能够有效化解律师调查取证难题吗？对此，一些执业律师也表达了他们的担忧。

潘强表示，“类似天津这样多部门颁布的保障律师调查权的规定，强制力是有限的，这可能造成《规定》在宣传普及、实践执行时的困难。”

在潘强看来，各地调查令制度的施行，只是化解律师调查取证难的第一步，想要有效化解这一难题必须推进立法，让这些保障律师调查权的细则成为全国或地方性的法律法规，“当然，想要推进调查令制度的立法工作，需要多方面一同努力，把当下的保障律师权益的规定落实好，在司法实践中进行不断调整、完善、细化。”潘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