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二战中最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之一，南京大屠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不为世界所知，国际社会也鲜有大规模纪念活动。然而，在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努力下，这一状况正在发生改变。

穿越80年的“时空对话”

在1937年12月人间炼狱般的南京城中，有一批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甘冒风险在日寇屠刀下救助我同胞，并向国际社会披露侵略军暴行的国际友人。在80年后的今天，他们的义举仍为中国人民所感怀，而他们的事迹，更成为跨越国界、唤醒历史的共同记忆。

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担任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北京、天津、南京代表处代表的约翰·拉贝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们设立的南京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在他自己的住宅和花园里，也挤进了600多名中国难民。

1938年，西门子公司受到日方施压，将拉贝召回国内。临行前，躲藏在他南京家中防空洞里的中国难民们排队向拉贝三鞠躬，献给他一块大红绸布，上面写着：“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回到德国后，拉贝连续举行报告会，向德国当局呈送书面报告，继续对日军在南京的罪恶进行揭露。然而这些举动触怒了德国法西斯当局，他被盖世太保逮捕。出狱后，拉贝的行动也遭到限制。

在救助中国难民的同时，拉贝在日记和其他文字中记述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拉贝日记》是近年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这部日记所记述的，都是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非常具体、细致和真实，无人能否认其可信度。在写作日记的同时，拉贝还精心保存了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并对这些照片作了翔实的说明。今年年初，约翰·拉贝之孙托马斯·拉贝将2000多页的《拉贝日记》影印本及高清电子版，独家授权给中国国家档案局，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次影印出版的《拉贝日记》共6册，内容既包括拉贝的日记，也有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递交的公函60余件和暴行报告400余件、拉贝收集的世界各国对日军侵占南京后大屠杀暴行的新闻报道，以及拉贝回国后向德国政府呈送的关于南京沦陷的报告等。

与《拉贝日记》相辉映的，是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秘密拍下的105分钟画面，这也是那场浩劫中唯一留存至今的动态影像。1946年，约翰·马吉带着这部影片，在日本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日军南京大屠杀作证。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约翰·马吉使用的摄影机和电影胶片拷贝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80年后，约翰·马吉的孙子克里斯·马吉重走“祖父路”，用镜头记录今日的南京。祖孙二人，在这座城市展开了一场穿越80年的“时空对话”。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表示，待克里斯·马吉拍摄完成后，纪念馆计划于明年在国内外出版他的摄影集，并在馆内举办摄影作品展，通过其视角，让更多人了解南京大屠杀历史。

“我要尽最大努力”

当地时间2017年12月13日，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史上首个“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境外首个为纪念南京大屠杀而设定的官方纪念日。在4天前的12月9日，安省各界华人举办主题为“铭记历史，祈愿和平”的“南京大屠杀80周年追思会”，现场2米多高、6米长的签名板上，签满了名字。

对于这样一个纪念日的设立，加拿大华裔女议员黄素梅功不可没。

2016年，黄素梅在安省议会提出了这项编号“79”的议案。黄素梅向议会指出，安大略省居民熟悉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历史，却对日军在中国的暴行闻所未闻，对于他们来说，“学习和反思南京大屠杀所带来的深刻教训非常重要”。

尽管在去年12月8日79号议案就全票通过了议会二读，但由于私人提案数量太多，且受到来自包括日裔加拿大人、乃至日本国会议员等各方势力的阻挠，最终能够决定79号议案命运的三读始终没有机会重新走进议会接受辩论投票。由于担心议案无法通过从而自动失效，黄素梅退而求其次，先在议会推动通过了同样内容的动议。对黄素梅以及她的支持者们来说，尽管动议缺乏议案那样的法律效力，但阶段性的胜利还是给了他们很大的鼓励。

11月30日，另一位加拿大华裔女性议员关慧贞在加联邦国会发表声明，缅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并呼吁加拿大联邦政府将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以悼念死难者。

“我要尽最大努力，让所有加拿大人都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关慧贞的一席话，赢得众多议员鼓掌起立。

在此之前，关慧贞已经关注南京大屠杀、并为将其历史真相呈现给加拿大社会奔走许久。上世纪90年代，她担任省政府部长时就为把“南京大屠杀”列入中学历史教材奔走呼吁。200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教育部出版了《1931-1945年之亚洲太平洋战争人权浩劫———世界公民与社会责任》的教材。这是世界上第一本以二战亚洲遭受日本侵略蹂躏为题材的英文教材。

其实，向世界介绍南京大屠杀惨案真相早在20年前就有人开始做了。20年前，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让西方世界部分民众首次知晓这场人类惨剧。20年后，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说，“我们的目标是要日本人道歉、赔偿、建碑、立馆”——这位老人，就像千千万万为维护史实、捍卫真相的人们一样，正沿着13年前受抑郁症困扰离世的女儿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这个力量还不够强”

在日本，同样有很多人，为坚守和宣扬历史真相不懈奔走着。

“作为侵华日军的一名士兵，对日军的暴行感到耻辱”。今年9月9日，98岁的日本老兵三谷翔在家中去世。就在去世前几天，这位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仍在费力地诉说，自己年少时被日本军国主义毒害的历史。

1937年，南京沦陷后，时年18岁的三谷随海军舰队抵达这座中国城市。在一部纪录片中，三谷回忆：他抵达南京时，街头已看不到当地人，下关和挹江门附近到处是尸体堆成的小山。尸体太多，就像垃圾一样随便扔进江里。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他27日踏上归国航程。在返程当中，三谷的上级下令：回国后不许泄露所见所闻。

纪录片结尾处，这位老人说：“（日本）陆军当时的行径太过残忍，上层对士兵的残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曾经的小学历史老师松冈环女士，便是三谷的一位倾听者。

从1988年开始，为了寻访真相、传播史实，松冈环奔波于中日两国之间，走访了300余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250位侵华日军老兵，出版证言、摄制纪实电影、邀请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举行证言集会……2002年，松冈环编著的《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一书在日本出版，她还制作了基于各方证言的纪录片《南京——被撕裂的记忆》。

今年已经70岁的她说：“为了让日本年轻一代了解历史真相，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然而，这条路并不容易。松冈环说，她的研究遭到了“右翼势力的阻挠”“的确有很多困难”。虽然日本有不少人支持她，但松冈环承认，“这个力量还不够强”。

同样的担忧也萦绕在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学者森正孝的心头。“现在我们打开日本的网站搜索‘南京大屠杀’时，就会搜出不少类似‘这是中国人捏造的流言’‘是虚假的’等内容。”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森正孝面带忧虑地说，“我深感日本的现状值得警惕，因此更加希望能够充分揭露这段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