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身体向后，自然靠在沙发上。这位2015年矛盾文学奖获得者身穿黑色夹克，一头银发，语锋锐利。从艾略特到鲁迅，从杜甫到卡夫卡，说起文学，他旁征博引又逻辑严密，显示出清华大学教授的本色。

与之相比，他左手边的李洱更喜欢从一个小故事切入，继而展开自己的论述。作为先锋文学之后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大多数时候他身体朝右倾斜。因为前几天陪儿子打球拉伤了肌肉，坐姿显得有些别扭。

现代性给写作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小说有哪些传统？现代写作与中国传统存在怎样的关系？写作者该如何从传统中汲取营养？10月21日，北京永定门公园，两位当代文坛的重量级作家就“现代写作与中国传统”的问题，对话了3个多小时。

现代性让写作变得艰难

参加本次对谈的前一天，李洱去盲人按摩店做了一个按摩。

给他按摩的小姑娘告诉他，她正在听毕飞宇的小说《推拿》。因为很少有作家写盲人的生活，她一遍又一遍反复听。当李洱询问她的“阅读”感受时，这个小姑娘说，她觉得“这部小说像是四五十年前的作品”。

李洱问她为什么这么觉得。小姑娘给他举了很多例子，比如现在的盲人会发微信、聊QQ，会遇到盲道被占用等日常困境，但她在毕飞宇的小说里没有看到这些内容。而这部小说出版时间是在2011年，也不过6年前。

“一个作家已经倾尽全力去表现现代生活了，可读者不满意，认为这个作品落伍了。”李洱说，因为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让现代写作变得异常困难。一个作家原本计划写一部预言小说，很可能写着写着就成了现实主义小说，而等到小说出版时可能就成历史小说了。

格非认为，现代性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重塑了社会。在时间范畴，古代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时间没有明确的概念，在现代，时间成了金钱和效率的代名词；在空间上，过去的人“只知有中国，不知有世界”。而现在，全球化的进程让不同的文化互相交织。这些不仅让现代社会变得更加复杂，也对作家的表达构成了挑战。

“作家所有的努力是在词与物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李洱说，现代性带来的冲击，尤其是外来语言的传入，让词与物之间的关系变得更难以把握，作家必须不断调整自己对于词与物关系的认知。

以杜甫《春望》为例，在古代，当人们看到“城春草木深”中的“城”字时，头脑里想像出来的是荒凉的城墙，诗人的词与具体所指的物是有直接联系的。但在现代社会，读者们想到更多的是城市和城镇，对这句诗并不能产生直观感知。而当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欧·帕斯将“城春草木深”中的“城”译成“广场和街道”后，由于它和当代的日常生活经验对应起来，诗句意象通过翻译反而被再次激活了。

回归传统的写作

现代社会急剧变迁的同时，格非和李洱却在而立之年各自经历了向传统回归。

30岁之前，格非“狂读西方的书”，着迷于博尔赫斯、普鲁斯特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技法，以反叛传统、先锋作家态度登上文坛。30岁之后，他却开始系统大量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用了10年时间去了解传统文化。

李洱也是如此。他说，35岁之前他更多是靠敏感和直觉写作。35岁之后他发现自己与传统联系更紧密了。之前难以触动他的《红楼梦》，35岁时突然变得异常有魅力。

这是为什么呢？格非觉得，自己的转变受到英国诗人、文学批评家艾略特的极大影响。艾略特认为，一个年轻作家在年轻时怎么写都可以，但到了30岁，如果还要继续写作的话，就必须去了解历史。“在我快30岁时，艾略特的话在我耳边，对我构成了持续压力”。

在艾略特看来，传统是一个结构，任何一个新作家都必须跟这个传统构成一种关系。李洱举例说，像李白这样的天才诗人，人们往往认为他的诗主要是来自于他的才华和灵感，但事实上，李白对整个文学史也非常熟悉。

“你们这代作家，余华也好，你也好。如果要出大作家，从现在就应该开始研究传统，再迟就来不及了。”快30岁时，文学批评家胡河清对他说的一段话，格非至今记忆犹新。

在过去，一个写作者光凭经验就能成为好作家；但现在，如果作家没有学历和学识，可能就缺乏足够的分析能力，去判断自身所处的位置和日常生活的真实性。这时候，一个作家就需要从传统资源中汲取营养，去发现变化中的不变之处。

“ 与传统对话才是继承传统 ”

在格非看来，中国小说有两个传统——古典文学的“大传统”和五四以来受现代性影响的“小传统”。在全世界生活方式越来越同质化的背景下，如何挖掘中国文学的传统资源，关系到中国文学主体性的建立，因为文学需要通过特殊的方式来呈现经验。

那么，现代作家如何继承传统呢？格非认为，继承传统不是回到过去，也不是照搬旧的形式，不是再用杜甫的方式写诗，也不是用史记的语言写作。“只有在创造性的工作中才称得上是继承传统。”格非说，也许你写作采用的形式不是杜甫的，但当你理解了杜甫为什么写作，了解了他的精神内核，那你仍然跟杜甫构成了关系，“与传统对话，这才是继承传统”。

李洱举了个例子。网络上有很多人续写《红楼梦》，那些续集无论是语言、情调还是风格，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但他认为，这些写作都是无效的，“因为当你叫他们写一部关于当代生活的短篇小说时，他们要么写不出，要么写出来的东西没有意思。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在模仿，而不是在创作中与传统对话。”

格非表示，继承中国传统并不是要抛弃外来传统。相反，写作永远不能关起门来自己搞，尤其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文学应该参与到世界文学的进程中。

作为清华大学文学系教授，格非曾在课堂上问学生，鲁迅和莫言在城市的时间远远超过他们在乡村的时间，可为什么他们的小说关注的都是乡村而不是城市？学生们的答案五花八门。格非认为有一个重要原因，没有比较就没有发现。正是因为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才能回过头去发现农村与城市不一样的地方，“如果莫言一辈子都待在农村，可能他的经验就呈现不出来了。”“保持他者的在场，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