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9月，我下乡到辽宁省开原市三家子公社前三家子家大队当知青。

一个月之后，生产队长找我说：队委会昨晚开会了，大伙认为你的表现不错，决定让你参加队里的“分配领导小组” 参与制定队里今秋的分红方案。此外，队长还让我明天上任“护青员”，也就是看护地里的农作物不被他人盗窃或被牲畜啃吃。

听了队长这一番话后，我心里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要知道，当时的“分配领导小组”和“护青员”，可不是想当就能当上的：那可是组织上对一个年轻人的极大信任啊！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那时让我参与队里的“分配领导小组”并任“护青员”，似乎就像今天的领导提拔我到一个关键的岗位担任重要职务一样。

对此，我当时有两种的感受：

一是我觉得是队长看重我有一定的政治素质，能了解国家有关粮食的分配政策，会为队里秋后分粮提供“既不违反国家的粮食政策，又能让农户尽量多分一点口粮”的参考意见。那时，国家对粮食实行严格的统购统销政策，除留下有限的口粮外，不允许私分粮食。

二是我觉得队长让我担任“护青员”，是看重我没有私心杂念，坚持原则，敢于和不良现象作斗争。也就是对偷粮者不循私情，敢得罪人。

这样一来，我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决不能辜负队长对自己的希望。我常常暗暗地要求自己，要更卖力气地干好农活，要更好地表现自己。特别在“看青”的过程中，遇到乡亲们“捡地”（ 捡拾落在地里的粮食穗）。我总是表现得“一本正经”，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亲们面前六亲不认，甚至“两眼一抹黑”地大呼小叫，不允许乡亲们捡粮。我觉得自己身为“护青员”， 一定要坚持原则，绝不可以在好友面前“开口子”，更不会慷国家之慨，将落在地里的粮食送人情。

也许是我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没过几天，队长又让我担任生产队的记工员。就是要每天给出工的农民计工算分。

在队部（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有一个木制的大镜框，玻璃里面是一个很大的记分表格。最左侧的表格里面填写着每个社员的姓名，右侧是每月从1号到月底的日期，下面则是每个社员每天的出工记录格。我的任务就是负责将每个社员每天出工的状况，填写到空格里。

记分表是上墙公示的，有利于大家的监督。既防止有人不出工照样得到工分，也防止由于漏记，出了工也没有得到工分。这就要求作为记工员的我，必须一丝不苟地完成这项工作。

到年末，将每个月的表格汇总起来就是每个社员的年终收入总额。首先，由生产队的会计计算出生产队全年的收入总额，然后，由我核算出全体社员的全年总工分，再用总收入除以总工分，计算出每一分的分值。最后，用分值乘以你全年累计得到工分，就是你全年的收入。

由此一来，我的责任重大。每一名社员的全年收入都掌握在我的手里，我的记工工作不能有丝毫差错。有时，因为工作需要加班加点，队长会临时给加班人加分，我必须及时将加分记入到记分表里。如果头一天收工太晚了，第二天早晨我也必须起早记录。否则忘了记工，出工社员就要受损失。有时有人请假没出工就没分，如果错记了出工，集体利益就会受损失，其他社员也会以不公平指责我。总而言之，一点也不能错。

到年末，我还要把所有人的工分汇总交给会计，会计按照我核算出的汇总工分，作为发放年终红利的依据。

记得那时候在生产队干活，每人一天的工分是10分，知青是8分。我当知青的第一年，我们队的效益非常好，每一分的分值是0.113，换算成收入就是10分1.13元。

那时的我们，从天亮下地干活一直干到天黑收工，一天劳作时间超过12小时。如此的辛苦付出，每天只能挣几毛钱，到秋后算账分粮食，甚至会有向生产队倒贴几百块钱的。

看看我们如今的生活，真是掉到幸福窝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