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个子、大嗓门、爱说笑， 61岁的初航热情、风趣、阳光。因为做着一份自认为是“了不起的事业”，他的言谈举止间流露着职业自豪感。

“这是18名农民工讨薪案、这是工亡案……” 《工人日报》记者来到长春市总工会法律援助工作者初航的办公室时，他刚写完一个案子的仲裁申请，“手头有10来个案子，每天都很忙。”说话时，他直了直发酸的腰。

年过半百，重新出发

做过知青，当过兵，在企业干了7年后，1985年，初航调入长春市总工会，辗转几个部门后，在市工人游泳馆保卫科工作了10年。2010年，54岁的他被借调到市总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法律援助部工作，由此开启了他为职工维权的事业。

“为啥给你安排了这项工作？”

初航笑着说：“我对法律特别感兴趣，在职读大专时学过法律，上夜大时又专门学习了经济法、劳动法等相关课程。”

入职新岗，板凳尚未坐热，就来了一名40多岁的农民工：“我在酒店刷碗，请了一段时间假，回来就被解雇了，老板到现在还欠我900多元工资呢。”

了解情况后，初航打电话到该酒店核实情况。起初，对方坚称“女工请假给后厨造成损失，理应赔偿”，后经老初一番“刚柔并济”地讲法，对方最终同意补发工资。

“咱也能帮农民工讨薪了！”解决问题后，老初倍感兴奋。

为了在新岗位上干出个样来，更好地帮职工维权，年过半百的初航，开始疯狂学习，他自购了几十本法律书籍夙夜研读，积极参加各类法律培训班、主动到劳动仲裁部门拜师学艺、上法律网站浏览……

“职工的涉法问题五花八门，咱得有问必答啊！”老初告诉记者，最开始遇到复杂的问题，他最晚3天内给职工答复，两年之后，就能做到即问即答了。

在初航的案头，记者看到，很多法律书籍都被翻烂，里面有各种颜色的记号与笔记。就这样，“半路出家”的老初渐渐成了劳动领域的法律专家。2013年，老初当上了法律援助部部长。

酸甜苦辣，一坛老酒

7年来，初航接过无数个咨询电话，帮职工处理了246件维权案，回味其间酸甜苦辣，老初说，犹如品尝一坛窖藏老酒。

2013年，市里一家集体企业因土地被征，得到2400万元补偿金。但企业停产已久，银行有欠债、职工保险断交、部分职工已另谋出路……这笔补偿金该如何分配，企业犯了难。 “我把国家政策、相关法律法规讲给企业管理人员听，要将退休职工、在职职工和另谋职业者全部纳入分配范围……”在初航的指导下，企业召开职工大会，广泛征求意见，制定出分配方案，最终，职工满意度达90%以上。

当然，维权的路并非一帆风顺。有件事，曾让初航打翻五味瓶。一个农民工，在工地作业时受伤，左眼接近失明，因工程层层发包，又属违法用工，取证非常困难。整整4个月里，老初频繁往返工地、医院、劳动监察部门取证，全力以赴帮当事人做了伤残评级，依法计算出赔偿金额。谈判时，经过艰难博弈，终使用工方将赔偿额从8万元增加到了18.6万元。可当事人家属仍不满意，花钱另请了律师接手。

“当时，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老初双眉一绞，又一舒：“两个月后，这家人因另一桩案子专程来找我帮忙，他们恳切地说，上次那律师收了钱却啥服务都没提供，赔偿也没多要出一分钱。这一对比才知道，工会才是真正的娘家人！”

侧重调解，注重创新

“提起法律维权，很多人会想到打官司”，初航敛容道：“其实，据我的经验，就劳动争议案来说，最好的方法是调解。若走仲裁诉讼程序，往往要一两年才能出结果，而通过调解，可能一两天就能解决问题。

无疑，与用人单位对簿公堂，多数职工都耗不起时间、金钱和劳工成本。鉴于此，初航着力建立起了以调解为中心的工作模式。

一位职工在某公司工作7个月后，被以“不适合在单位长期发展”为由辞退。接到求援，老初经调查取证，确认用人单位存在“未支付加班费，未依法缴纳社保”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他3次调解，帮该职工争取到近2万元赔偿。

“较之诉讼，做调解工作，我们要多费唇舌，但事实证明，结果是多方共赢。一则，职工不受诉讼拖累，获益大；二则，用人单位没被推上法庭，节省了应诉成本，信誉也不会受到影响；三则，减轻了司法部门工作压力。”初航告诉记者，他接手的案子，70%以上都是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的。

初航自创的“三书”制度，为长春市总法援工作提质增效也立下了汗马功劳。职工因劳动争议求援时，由工会给用人单位下发“维权意见书”，指出其涉嫌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要求其在3～5个工作日内给出解释；涉及劳动保障和监察部门时，工会可发出“劳动建议书”，阐明需请对方提供的具体帮助；调查取证时，则向用人单位下发“履行劳动法律法规调查书”，对方的回复可作为第一手证据，用于此后的调解或裁诉。

2014年，老初又根据《工会信访办法》，自创了“工会告知单”制度。这个“告知单”能帮劳动者延长诉讼时效。比如，工伤仲裁请求规定的时效为一年，在此期间，如劳动者向工会组织请求保护，工会代发“告知单”后，时效即可从当日起再外延一年。迄今，老初已通过该制度，帮好几名职工打赢了官司。

去年，老初退休了，出于对法援工作的热爱，他欣然接受了单位返聘。他说：“能多为职工做一件事，我心中就多一份快乐与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