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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 2017年03月27日 星期一

上世纪90年代初,国有企业转型拉开大幕,铁饭碗被打破,电影制片厂家属院里,每一个家庭的生活都被改革所影响……

“那些逝去的,总归是美好的”

本报记者 陈俊宇
《工人日报》(2017年03月27日 05版)

主人公晓雷陪伴妈妈为昙花浇水。

资料图片

今年35岁的导演张大磊拍了一部“半自传”电影《八月》,献给父辈。

父辈的前半生寄托于国有企业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后半生被迫进入社会寻得一口饭吃,分水岭是1994年开始的国企改革。

《八月》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年。

2008年夏天,张大磊回到呼和浩特的姥姥家。80多岁的姥姥瘫痪在床,母亲只得用小勺给老人喂饭。这一幕,令他感觉恍若隔世,想起了1994年的夏天,姥姥的母亲也同样卧床,姥姥也是这样扶着她的背喂食。

那个夏天的情景和过去一起生活的一帮人,就像电影一样,一帧一帧出现在张大磊的脑海中。这促使他决定拍一部记录过往生活的电影,取名《昙花》(后更名为《八月》)。剧本停停写写、几经沉淀,从2008年持续到2012年,到2015年开拍前才最终定稿。

去年11月26日,第53届金马奖揭晓,《八月》斩获“最佳剧情片”这一重量级奖项。今年3月24日,电影在国内上映,时间已经过去9年。

“那个时代就是美好的”

“我所回味的人与人之间交往、对美的追求和珍惜,就是从1995年(开始升入中学)开始割裂了。从1995年到现在没有本质区别,我的界限就是在那年。上中学后,人就慢慢有社会性。这之前,那是最简单、美好,不用为自己负责、肆无忌惮的时代。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美。”张大磊不止一次说过,怀念上世纪80年代到1995年之间的时光。

因为怀念,所以影片鲜有冲突、对立或者批判,只用基本的叙事与抒情,带出全片的平稳节奏和安静氛围。《好莱坞报道者》(HollywoodReporter)给予的评价是,“将对往事的怀念慢慢渗透出来,这种细微的情感展现在电影的每一处小角落。”

《八月》的情节不复杂,讲述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代变迁中的小城故事。结束了小升初考试的晓雷,迎来没有作业的假期,那一年国企改制,晓雷父亲的单位电影制片厂受到冲击,大院里的生活在不动声色地变化着,父亲离开了家乡去远方谋生。一天夜里,家里养的昙花悄然绽放,1994年的夏天倏忽过去了……

1994年,张大磊12岁,与电影中的晓雷年纪相当,晓雷的眼睛成了整部影片的视觉出发点。影片与现实在此实现了高度重叠。张大磊的父亲是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剪辑师,母亲是教师,《八月》中的人物角色设置亦是如此。

在他的记忆中,小时候很少见过大人们感伤,但是1994年电影厂改革时,就会经常听到人们半夜喝多或者看到他们迷茫接下来的生活。就影片来说,孩子的视角与他的记忆无疑是契合的,“对我来说,那个时代就是美好的,没有任何苦痛,但实际上可能有,但在我这里没有,毕竟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孩子。”

金马奖获奖解说精要恰当地概括了这部影片的精髓:“全片以非凡影像呈现,透过一个小男孩的视角,旁观大人的世界,然而它不只是一个男孩的成长,更是对人情世故、体制变革以及时代记忆的回眸与反思。”

“不是痛苦,而是不适应”

同样是关注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有一部电影不得不提,那就是2011年上映的《钢的琴》,影片的主人公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40来岁那年,工厂难以为继,被“改革”了,他和同在厂里干活的妻子同时下岗。妻子离家出走,俩人争夺女儿抚养权……

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曾为这部电影写过一篇影评《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文中写到他曾到影片的发生地辽宁铁西区做过关于下岗工人的调研,“我至今记得那些向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们的面孔,他们静静地说,无悲无伤,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

影片《钢的琴》有着直接的矛盾冲撞,那些下岗工人面对生活的无力与挣扎暴露无疑。《八月》则不然,摒弃了生活的苦难,就如一首抒情的“散文诗”。

“是有所顾忌吗?”“以一个孩子的心智去看上世纪90年代初,是不可能看清楚社会变化或者是人到底有痛苦的。”对于记者的提问,张大磊有过思量:“《钢的琴》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下岗大潮早已开始,所有人受到切实的冲击和影响,但《八月》不是,改革才刚刚开了个头,大家还没有被这个改革影响,更多的是在解决自身的问题,不是痛苦,而是不适应。”

面对即将到来的国企改制,影片《八月》中倒是有意无意在体现一种立场:姥爷对已经待业在家的大舅说,你是工人阶级老大哥,党和国家的政策你要正确对待;在电影厂做剪辑师的父亲会一再对家人强调,自己凭本事吃饭,没什么怕的。

“我生活周围的大多数人就是这样,他们不会有其他的态度,只能是这样。”在张大磊的印象之中,觉得那个年代的人是简单的,“充满理想主义,还很浪漫,每一个人都在追求美,而且追求的方式是傻乎乎的。”

多年过去,他还记得一件小事:改革前某一年的元宵节前夜,还在录音车间的父亲就和同事们商量着出去做事,会修鞋的修鞋,会修车的修车。

“属于自己的电影”

“怎么去期待票房呢,这样的电影没法预期吧。”《八月》上映前,面对记者对于“票房预期”的惯常提问,张大磊显得有些局促。

即便有金马奖“最佳剧情片”以及“最佳新人奖”等多个奖项的加持,《八月》的院线排片以及票房依旧令人担忧。基于独特的黑白影像,浓重的年代感以及强烈的个人表达,都让这部电影毫无疑问地被划入了文艺电影的范畴。而文艺电影在国内电影市场一直是夹缝中求生存。

《八月》是爱奇艺影业出品的第一部文艺电影,对于市场前景,影业总裁亚宁也不得不放低姿态,“文艺片的排片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我就不下跪了,我跪也没有什么用。希望更多的观众能够欣赏到《八月》。”

2006年,张大磊从俄罗斯圣彼得堡电影大学导演系毕业,在过去的10年间,进过一些剧组,做过婚庆摄影,也拍过微电影。按他的话说,“都是为了生存”。

时光回到2008年的8月,他满心疲惫地从北京回到呼和浩特,“当时的状态不太好,想做的事情做不了,父母或者别人想要我做的事情,我不愿意做,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特别尴尬的状态之中”。

在姥姥家的小院里,他一待就是一天,午饭后坐在躺椅上,感受着光线的变化,细微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周遭一切都是安静的、缓慢的。这让他心生感触,那种感觉“曾经经历过,但又很久没有体会过了”。在他的童年时期,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发生,自然而然的结束,没有为特定的事情奔忙。

于是,他就跑进屋里对姥爷讲,要拍一部什么样什么样的电影,把以前的岁月记录并呈现出来。老人听完后问,“可是有什么意义呢?”张大磊想到家中养的昙花,就说“我想要用昙花作为片名,这蕴含了意味在其中,就是逝去的尽管逝去了,但总归还是美好的。”老人听完说,这就有价值有意义了。

张大磊终归对《昙花》是念念不忘的。影片结尾处,昙花开了,一夜又将凋谢。下岗的父亲在外艰辛地做着场工,未能见着花开。

过去的日子,一去不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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