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李瑾）“我很高兴看到，上海率先将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范围。”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面对媒体采访时说，“我也期待，器官移植尽快纳入全国大病医保范围。”3月3日，全国人大代表陈静瑜刚抵京就为一名病危患者进行了肺移植手术的故事，引发当天全国政协医卫组有关器官移植的话题。

黄洁夫是中国著名的肝移植专家。多年来，他一直是中国器官移植改革的领军者，多次呼吁将器官移植纳入大病医保范围。

“器官移植是生死问题，移植就生，没有移植就死亡。”黄洁夫委员对病患的痛苦很有体会。他举例说，做肾透析的患者，不仅透析费用贵，透析一次下来人都要散架了，每天喝几口水都要算着。“目前，最着急的是，怎么把器官移植纳入到基本的医疗服务中让广大人民受益。”

据统计，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手术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手术成功率达到90%以上，有相当多的器官衰竭病人因此受益，获得重生。但同时，仍然有部分患者无法完成治疗。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林达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晓林经过调研后发现，在我国，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仍有30万人左右，很多患者因为器官来源不足或手术费用欠缺而无法完成治疗，甚至失去生命。与黄洁夫委员一样，李晓林委员在今年两会上也建议将器官移植手术费纳入大病医保。

在黄洁夫委员看来，理顺器官移植的体制机制，不仅仅是纳入大病医保的“钱”的问题，还有很多公众看不到的问题需要克服。

“最大的难点在于我们缺少医生和符合资质的医院。”以去年为例，中国有4080例公民捐赠，比起前几年翻了几番，但是当年心脏移植手术只做了380多例，肺移植手术204例。大量心、肺器官都被浪费。

有关器官移植的数据，黄洁夫委员信手拈来：“能做器官移植的医院只有169家，有能力做心脏移植、肺移植的几个医生的名字我都能一个一个点出来。一位心脏移植医生的培养，需要3到5年。”

除了技术原因，黄洁夫委员指出，器官移植的体系建设，包括器官捐献、器官获取和分配、器官移植和移植后的监督，尽管顶层设计有了，但仍然面临诸多困难，需要诸如红十字会、医院等各部门一起来做，克服部门利益思维。“这个体系刚建立两年，还处于婴儿期，需要全社会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