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这是10年前著名导演张艺谋受邀为成都拍摄的一部对外形象宣传片中的一句经典广告词。那么，“来了就不想走”的成都其城市魅力究竟有多大？5分钟长度的电视片中显然不大可能都和盘托出和尽情描绘。

但在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成都人看来，那无形之中拉住外来人留念不舍的其中一大魅力，也许就是那浸透休闲、娱乐的成都茶馆文化了！倘若身临其中，恐怕无人不感受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安逸、舒适和洒脱！

成都茶馆文化的形成源于其茶馆之多。正如有民谚云：“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而从古到今，在茶馆里品茶摆闲、聊天或听书，已成为成都百姓一种很普遍的生活方式。

中国最早的茶馆起源于四川，且多又在省府成都。据《成都通览》记载，清末，成都街巷计516条，而茶馆就达454家，几乎每条街巷都有茶馆。1935年，成都《新新新闻》报载，成都共有茶馆599家，每天茶客达12万人之多，其时，全市人口也还不到60万。

即使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若论茶馆开设的数量，恐怕没有哪个城市比得上成都。为何如此？恐怕这既源于千百年来尚无饥馑之忧又崇尚休闲的川人本性使然，同时这也与成都茶馆特有的文化氛围和情景有关。说到底，成都人饮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品的是一种人生。如果说成都人成就了茶馆文化，那么茶馆文化同样也养育了成都人。

多年前，一位外地同事来成都后，曾让我带他去一个他最渴望去的地方，那就是他曾在电影或文学作品中见到过的川味浓厚的老茶馆。但他向往的老茶馆，也只是我小时候见过。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家住成都外南郊区，离家不远处的农田边就有一个用茅草盖的、且保持冬暖夏凉的茶馆。那时茶馆摆设的全是小方形桌子和竹靠椅。茶馆最里端，有一方平平展展摆放无数长尖嘴铜壶的烧水灶台（当地俗称“老虎灶”），灶台各小孔冒着红彤彤的炭火。进来的人往竹靠椅上一坐，只要喊一声“泡茶”！立马就有一位穿着蓝布围腰的堂倌右手提壶、左手托着从手心延至手臂的茶碗跑将过来，顺手将茶壶往桌上轻轻一放，然后为你取下茶碗并翻开盖，手挽着茶壶非常娴熟地在空中做了个抛弧线动作，就将一条成白线的滚烫开水一滴不溢地掺进你的茶碗里。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四川茶艺表演的最原始形式。

身居富饶川西平原中心这块丰水宝地的成都人，历来多好去茶馆品尝一下盖碗茶，图的还不全是为了歇个脚、解个渴，更多还是冲着这个人堆的地方去摆个什么龙门阵似的（川人对聊天、扯闲的形容）。

记得当年我读大学每临考试前，10多个男同学也总喜欢相约到茶馆里去集中复习，并借此场合随时交流应对考试的准备所得，从而将茶馆变成了我们的第二课堂。

其实，成都茶馆具有的文化氛围由来已久。“文革”前的成都，那些规模稍大一点的茶馆为多多吸引茶客，还总会安排些类似说书这一文艺节目。记得那时，我们当小孩子的只见台上的说书人，把他手上的惊堂木拍得个“啪啪啪”作响，抑扬顿挫说的不外乎是“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杨门女将”等历史题材。

但“文革”一来，成都茶馆这一特别节目，也在“破四旧、立四新”中消失了长达10年之久。直到改革开放后，成都茶馆才慢慢恢复了说书这一文化传统，还出了新人，其典型代表那就是目前已为川人家喻户晓的“散打评书”（没固定格式和套路）说书人李伯清了。

上世纪80年代前的李伯清，只是一个在街边靠拉三轮车讨生活的工人。那时，他也常到茶馆去揽活，一次，听见一些茶客在茶馆外口沫四溅地说“水浒”，打小就爱摆龙门阵、且脑子转得特别快的他，控制不住自己也掺和了进去。哪知他还只“冒了点皮皮”（川话意思是刚露了点点）不打紧，竟一下把其他人说得个目瞪口呆。后来，里面听书的也陆续出来听他讲。茶馆里的说书先生见人怎么都在往外走，他也跟着出来听李伯清说书，随后还非常大度地直接把李伯清请进了茶馆，并双手抱拳对茶客们说：“这是我师兄李伯清，他的书说得比我好，大家捧个场！”也就这么在茶馆里让大家“捧个场”，李伯清从此一炮打响持续走红，到今天成了国家一级演员。

深具巴蜀特色的成都茶馆随着时代的进步，也逐步具有休闲、聚会、交友、娱乐、谈生意、看书学习、调处纠纷等多重社会功能，并成为广大市民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熏陶的重要场所之一。

成都锦江区某居民小区一位老大爷，平常没事就喜欢到小区内捡些纸箱纸板等废品，捡回来后就堆在楼道里。废品越堆越多，邻居们对此不高兴了，这也使邻里关系一度十分紧张。后来，当地一家曲艺社根据这一故事创作了相声《拾荒游击战》，并在小区附近的一茶馆多次演出，结果让人们在笑声中明白了该如何做一个文明友善的社区居民，也使这一邻里矛盾后来在友好和谐的氛围中得以化解。

6年前，成都青羊区文家场社区工会为更实在地服务好职工，还在职工居住比较集中的附近茶馆里，专门选择一家挂牌“民意茶馆”，工会干部定时去倾听职工的呼声和诉求，深受小区职工们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