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的全民高考狂欢，始于“作文”题目，终于“状元”出炉。

记者检索发现，在媒体历年对高考状元的采访中，“是否参加课外辅导班”几乎都是必答题目，学霸们的答案通常是“很少参加”或“从不参加”。

然而，连日来记者在北京的采访中发现，参加课外辅导班不仅是大部分高中生和家长的“必选动作”，而且“几乎没有不参加的”成为记者听到最多的回答。

业内人士指出，不打破唯分数论的单一评价体系，学生对于补课提分的焦虑将一直存在，辅导机构争夺市场份额的“暗战”也仍将继续。而破解辅导机构乱象的关键在于改变双头管理的现状，对民办教育机构实行分类管理。

更多的高中生为了“培优”

7月21日晚6：50，初三毕业生刘芸出现在北京海淀区大钟寺附近的一家辅导机构教室内，这位14岁的准高中生无暇沉醉于毕业季狂欢，她需要为即将开启的高中学习生活提前“热身”。

未来7天的每晚7:00~9:00，刘芸都会在这间教室学习高一英语课程。而从7月28日开始，每天早上8:00~10:00，“无缝接档”的高一数学课程将继续占据她的暑假生活。

刘芸向记者直言，她从小学就开始参加各种课外辅导班。“现在大家都觉得‘吃小灶’很正常，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遮遮掩掩”，她这次参加的高一预习小班课程就是在同学推荐下报名的。

“一些辅导机构会直接给家长打电话”，刘芸的母亲告诉记者，她接到过不少课程推荐电话，不过并不清楚家长的联系方式是如何泄露给辅导机构的。在她看来，孩子是否参加课外辅导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长意志。根据搜狐教育的《2014年中国教育行业白皮书》，在高考考试与招生新方案对课外辅导的各类影响中，有12．93%的家长表示“会为孩子报更多辅导班”。

据这家辅导机构的工作人员李倩透露，5人~7人的小班教学8天课程收费960元，一对一课程的收费标准是两小时840元。刘芸的母亲深谙辅导市场行情，据她介绍，一般的辅导机构都会开设大班课程、小班课程和一对一课程，每小时收费从150元~800元不等，从小学开始，为刘芸在课外辅导方面的投入差不多有快10万元了。

事实上，正式进入高中后，参加课外辅导很可能成为刘芸学习生活的常态。

早上6:40起床，7:30上课，午休1小时，晚上9:30放学，除了周一、周三，每晚都去校外参加数学和英语课外辅导班。中国地质大学附中的高三毕业生张丽洋向记者回忆起过去一年的学习时间表，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参加课外辅导。

“许多学生的周末不是在补课，就是在补课的路上。”平谷区一所公立高中的教师崇娜向记者证实，班里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都在参加课外辅导，连成绩第一名的学生也不例外。“之前很多人觉得课外辅导就是‘补差’，学业成绩在平均水平以下的学生才会参加，事实上，很多学生参加补习班的目的也在于‘培优’，想继续维持学业成绩的优秀”。

蔓延的补课焦虑症

“重点高中上重点大学，普通高中能上好二本就不错了。”这种升学的焦虑从张丽洋一踏入高中校门时就已经产生，张丽洋和家长都希望能借助课外辅导班在成绩上实现突破。

张丽洋就读于海淀区一所普通公立高中，她所在的文科班共有学生31名，今年仅有三人超过一本录取分数线，其中一人超过600分。

张丽洋的成绩在班里属于中上等，她交出的高考成绩单是568分，其中数学122分，英语100分，超出二本录取分数线36分，在全市1.8万多名文科考生中位列5054名。她报考的志愿全部为京外二本院校。

在张丽洋看来，学校课堂上老师讲授的内容是针对所有学生的，个别问题只能自己解决。对于一年来参加课外辅导班的学习成果她感到欣慰，此前她的数学和英语单科成绩都徘徊在及格线边缘。

近年来，在北京考生人数连续下降的同时，高分考生却屡创新纪录。有网友感叹，“要上清华北大已经不是考了多少分，而是不能被扣掉多少分。”资料显示，2006年~2015年的9年间，北京考生的文科平均分涨了100多分，理科涨了70多分。2016年北京高考，650分以上的文史类考生多达533人，理工类考生多达2098人。而2016年北京市中考，第十二中学的一名学生更是斩获了580分的全科满分成绩，令人咋舌。

“分数上扬主要原因是题目难度减小，单纯关注分数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最终还是按照名次录取。”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解释说，在为学生减负过程中，存在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认为科目减少，学生负担就会减轻；一种是认为题目难度减小，学生负担就会降低。

在他看来，题目难度降低后，学生就更需要在基础题目上“厮杀”，看到题目就要反射出答案，这样更容易产生补课焦虑，倾向通过课外辅导加码，提高解题速度和正确率。

此前，一项针对北京市重点高中第五中学学生展开的调查显示，从高一到高三，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逐步升高，高三学生参加补习的比例高达91.18%，超9成学生参加过课外补习，只有8.82%的学生从未参加过补习班。

改变单一评价体系是关键

“现在的问题不是科目数量，也不是题目难易，而是用单一分数来进行评价的问题。”熊丙奇解释说，“补课热”的出现与以核心科目成绩进行排序录取的升学考试制度设计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应试教育可能只符合排名前10%的学生，剩下90%的学生在分数导向的游戏规则下，不得不把更多时间花在提高应试能力上。因此关注高考状元是否参加课外辅导班本身就不具有代表性。

“应试教育是竞技教育，是升学教育。”熊丙奇认为，不打破唯分数论的单一评价体系，不改变按总分排序的录取模式，学生很难从题海战术中彻底抽身，把课桌从学校课堂移到校外辅导教室的现象，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

资料显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开展课外辅导业务的教育机构超过10万家。而围绕课外辅导机构，对其办学资质、教师资质以及收费不规范等方面的诟病常常见诸媒体报道。

熊丙奇认为，这些乱象背后的实质是民办教育机构的身份问题。在他看来，破解培训机构身份尴尬，应对民办教育机构实行分类管理，而现在的工商监管和教育监管两头管理，造成了两头都不管的“灰色地带”出现。

此外，熊丙奇建议学生家长保持理性。在为孩子报辅导班的时候应该重点关注机构的师资、课程和教育管理，而不是保过班的噱头或者提分承诺。是家长的不理性在某种程度上诱使培训机构做出了虚假的宣传。

“从民办教育存在的价值来说，今后一定是多元教育和个性化教育，为学生提供多元选择。而我们的改革一定是打破单一的评价标准，打破单一的教育体系，实现多元教育。”熊丙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