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至12日，第六届江苏书展在历史名城扬州举行。“崇文重教”是江苏的传统，“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从这里走出了张若虚、范仲淹、文征明、金圣叹；走出了叶圣陶、钱钟书、朱自清；走出了格非、曹文轩、范小青……

“让读者找到好书，让读者遇见名家”是江苏书展的用意所在。这次跟随全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在扬州采访，记者便邂逅了格非、曹文轩、刘东。他们讲起了文学，讲起了文字下面的家乡血脉。

格非：

漂泊的人才有故乡

最近，格非推出了关于故乡和乡村题材的收官之作——《望春风》。儒里赵村，江南一座简朴而风景如画的乡村，号称祖先是世代簪缨的高门望族。小说写了江南儒里赵村50年的微缩景观、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运动。“江南三部曲”写江南，《望春风》还是写江南。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故乡，只有那些漂泊的人，那些远离的人才有故乡。我相信我奶奶没有故乡，因为她永远在村子里面不出去。我从16岁离开老家江苏去上海，然后去了北京。我在上海生活了20年，去北京的时候，上海好像也成了我的故乡，所以概念很复杂，不能简单地看。”格非说，离开故乡的那一天，他才开始认识故乡。他不断地返回故乡，每年回去看一两次父母，故乡都在不断地变，他觉得，总有一天回到家，故乡会没有了。他通过记忆可以重现出来的故乡，有河、有坟，但这些被推平后，连记忆都不确定了。有没有故乡，对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人只有到了故乡，有回到故乡的可能，才会觉得舒适。

“《望春风》的动机在于我刚好面临故乡在拆迁，再次促使我对故乡有了新的认识。如果没有赶上拆迁，可能不会写《望春风》。我对它的消失有一个切肤之痛。毫无疑问,我所有的智慧和写作资源都来自家乡。”格非的感受解释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现象:作家将自己对故乡的情感寄托于作品中并付诸行动。“对我而言,离故乡越远,就是离它越近。”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如果没有出现先锋派，中国的文坛就缺了很大一块；如果先锋派没有格非，也难成气候。但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是格非？作为一名正统教育出身的作家，为什么会以先锋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上？

格非也回答了这个问题：“每个时代都会有每个时代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时代本身也会向它的作者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是1981年开始读书，进校的时候，正好赶上中国社会开始自我意识的苏醒，大量西方的东西传入中国。当时每过一段时间，可能几个月，或者是半年，中国的文学艺术，包括思想都会出现一些特别重要的变化。那时候的变化以月来计算，非常快，我身在其中，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这会在文学上产生非常特殊的影响，不光是我一个，像我的同行，余华、苏童这样一些作家，都是受现代主义影响非常大。这是我们走到现在这样的原因。这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时代的选择。”

曹文轩：

我对这块土地感恩不尽

《草房子》《蜻蜓眼》《青铜葵花》……曹文轩的文学世界里，离不开童年的记忆，离不开故土的温度。这也形成了他作品独特的美学品格。

“其实每个人的创作道路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美学兴趣也大相径庭。像格非先生，我们在文学创作上差别特别大，他可能在一段时间更倾向于现代主义，可我更倾向于古典主义。我毫不掩饰对17、18、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文学的倾向，我的作品，虽然不是真正的古典主义，但这是我的倾向，我可能沉湎其中。我的文学观非常傲慢，我认为文学是这样，然后就会走下去。”

在曹文轩的观念里，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创造自己的文学。“我的文学创作大概就是这样，变化来，变化去。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每一部作品都不一样，但仔细看，依然打着我最基本的文学烙印，这些书一直是我的孩子。”

说起家乡，曹文轩感慨道：“我对这块土地感恩不尽”。

“如果离开江苏我会有今天？我会坐在这里面对媒体发表各种各样的看法？不可能。我所取得的成就，是因为江苏所特有的土地，给我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写作资源，征服了读者，征服了安徒生评奖委员会的委员们。现在回过头看，我的作品所有的属于我的特质，仔细考察，都是因为江苏盐城这个特有的地方。比如说水，我是在水边长大的人，出门走三里地过五座桥，那么多的故事，都是在水面上发生。我的作品里面所谓的纯净、干净等品质，都和水有关，因为一个在河边长大的人是特别容易清洁的，所以从那个地方离开之后，我走到哪个地方都是特别爱干净的人。比如说在海南整天出汗，但一进到宾馆，团里所有的团员，大概没有一个比我更快地洗澡。越干净越好，这也带到我的整个文字世界里面。”他坦言，这片独特的土地培养了他特有的情感以及情感表达方式，培养了他特有的美学境界，给他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故事，而这只可能发生在江苏盐城这个地方。

刘东：

总有一根筝线牵引着我回归故乡

“徐州是我的老家,南京是我智慧成长的地方,读过书也教过书,并在南京大学的宿舍里写成了人生中第一本书。”刘东说:“江苏,我没有片刻离开。因为无论走得多远,总有一根筝线牵引着我回归故乡。”

除国学领域外,刘东所治学科还有美学、比较文学、国际汉学、政治哲学、教育学等。他认为,译百家书立一家言,读古书承文脉,译洋书“拿进来”。同时,他建议写书不能太功利,建议写书者要多读古书,多看西方文学作品。

“我们这一代人命最苦，是从文化的废墟里面走过来的，旧书都烧了，洋书进不来，因此只能因陋就简。我固执地写书或者译书，是固执地给我们找到更高的基础——‘译百家书，成一家言’的基础，知道古人知道什么，又知道外国人知道什么。”刘东感慨道。

对于他来说，编的书太多，现在是成一家言的时候。他的目标是要和西方的大师、中国古代的思想者比肩，“这样才能对得起我们的子孙。”

刘东在很多场合提过“再造传统”：“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国家，要新民，但想要创造新的，还是要依靠一个旧有的体系去建，不可能把旧有的全部打翻在地。当然传统也有很多需要修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