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这座城市里，有这样一群人，凭借一根“棒棒”自力谋生活，坚守一种地位不高但极有骨气的生存方式。这个在“黄金时代”一度达到40万人的群体，几乎挑起了大半个重庆城的市民生活。可随着时代变迁，这个庞大的群体如今正面临着人员萎缩、老龄化严重、后继无人的窘境。几年前，《工人日报》曾对这个群体进行过关注，现在情况又会怎样？

日渐消失的“棒棒”大军

“要不要‘棒棒’？”7月2日，《工人日报》记者在重庆火车北站轻轨出口，看见几个手拿扁担的中年人不停地向过路的行人说道：“到哪儿？马上走，很便宜。”

经记者粗略统计，近半小时的时间里，到北站赶车的人有数百人，只有两人叫了“棒棒”帮忙搬行李。

“到北站多少钱？” “两个箱子20元。” “太贵了，算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讨价还价，最终双方决定以两只箱子15元的价格成交了。价格敲定后，“棒棒”解开系在扁担上的绳子，将两只箱子固定在扁担两端，挑在肩上，迅速向目的地赶去。

“师傅，您这一天收入怎么样啊？” “每天能挣到几碗小面的钱就行了，谈什么收入啊。”长期在北站附近的“棒棒”陈经（音）告诉《工人日报》记者，他今年60岁，干了十几年的“棒棒”了。现在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有100多元收入，但大多时候都只有几十元。“大部分人更愿意坐摩托车、三轮车。”

“我没读过书，不识字，只有一身力气。”陈经说，现在还在干这一行的也只有他们这样的五六十岁的老“棒棒”。下了大半辈子的力气，现在还落得一身的病。“我没什么本事，不能让家人生活得轻松点。现在，趁我还能挑得动，挣点力气钱，给子女减轻点负担。”陈经说话间，擦了擦湿润的眼睛。稍作调整后，他又开始向路人不断问道：“有东西要搬么？”

7月3日，《工人日报》记者来到了曾经“棒棒”大军最为繁荣的朝天门码头。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记者只看到10多个手拿扁担的向带着箱子、背包的路人询问是否有需要“棒棒”的人。

江苏某知名休闲装品牌重庆总代理刘弘告诉记者，他在朝天门港渝女装广场有个不小的门面。10多年前，散货的装卸几乎全靠“棒棒”。他每月需要支付逾2000元“棒棒”费用。如今，他每月支付给“棒棒”的“下力钱”已萎缩至200元。

朝天门市场管理处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市场每年约200亿元的交易额，散货交易的份额只占两成。大部分商家只是把朝天门当作展示区，客户到这儿看好货，然后商家通过物流公司发货，很少需要“棒棒”。

“现在我们的业务都被快递员、机动车抢了。”朝天门批发市场外的一位“棒棒”吴成华（音）说，以前，不少来进货的人都会叫他们帮忙搬运，一般从早上5点左右干到晚上10点多钟，大概能挣200多元，但是现在不行了，不少进货的都直接叫快递或三轮车了。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发现，当年的“棒棒”，大多数都老了，而又没有年轻“棒棒”加入，只剩下些老人。不少“棒棒”透露，现在重庆真正传统意义上的“棒棒”军已经寥寥无几，再过几年，估计很难再听到“棒棒”这个称呼了。

老龄化加速“棒棒”衰落

据2015年的调查显示 ，上世纪90年代重庆共有超过30万名“棒棒”，如今这个数字已经减少到3000人，而且其中大多数人是从业多年且即将退休的劳动者。人们更加青睐于使用卡车运送货物，年轻人也没有人愿意做。

56岁的张传芬是位女“棒棒”，走在街头，扛着“棒棒”的她特别显眼。她老家在垫江，老伴已生病去世，为了家里的3个孩子，她于6年前来主城当“棒棒”，租住在新华路一间200元/月的合租房里。

她说，作为女“棒棒”，力气不够大，只能肩负50多公斤的重量，但好在很多年轻人都爱喊她。她已经靠着一身力气，让两个女儿顺利成婚，如今最大的愿望就是再努把力，为今年25岁、在厂里当工人的儿子多赚点“家当”，争取年内迎娶儿媳妇进门，“这个任务完成了，我就能好好休息休息了。”

52岁的老李目前是朝天门金海洋批发市场的固定“棒棒”。有着高中文凭的他，属于“棒棒”圈里的文化人，初当“棒棒”那年他30多岁，还时常写点小诗陶冶情操。他说，之所以当“棒棒”是为了供儿子读大学，如今，儿子大学毕业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2015年重庆师范大学的陈洪、刘达培和杜中波对400名“棒棒”进行了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棒棒”年龄都在50岁以上。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周学馨表示：“这个职业的衰落象征着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进程。”

行业或许消失但精神永存

吃苦耐劳、质朴厚道，是人们对山城“棒棒军”的普遍印象。“我们靠力气吃饭，不是靠占小便宜过活。”今年66岁的刘国生（音）说，他干了二十几年的“棒棒”，从来没有拿过顾客的东西，就算是找不到顾客了，他也将货物送到派出所。

是“棒棒”业的冬天到了，还是年轻人有了更多的选择？“棒棒”彭全中一家兄弟姊妹6个，有10个侄辈全部成人。大哥的两个儿子，在2000年先后来到重庆，和他一起当“棒棒”，但不到一年时间，先后离开。一人去建筑公司当“钉子木匠”，一人在解放碑某商场做仓库搬运工。

57岁的重庆市合川区钱塘镇农民杨定勉以自己为中心，创立“棒棒”互助性组织——棒棒搬家服务网。有了网站的老杨说：“他辖内根本不愁业务，很多年轻人喜欢在网上喊‘棒棒’”。忙不过来，他就叫熟人一起去。

“棒棒”正蜕变成为新的商业模式。现年58岁的王和平曾是朝天门312运输车队的一名“棒棒”，后被重庆新世纪百货聘为民工装卸队队长。他依托百货公司，从最初的一家店发展到100余家分店，王和平手下的“棒棒”也从最初的100多人扩充到2000多人，建立了自己的装卸公司。

如今，重庆出台了一系列农民工养老保险试行办法，这让老去的“棒棒”看到了希望。重庆社科研究员程先说：“‘棒棒’是重庆的名片，虽然这个行业可能会消失。但他们吃苦耐劳、朴实善良的精神永不过时，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应该继续弘扬‘棒棒精神’。”

重庆市政协委员、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助理林必忠在接受采访时说，“棒棒”是山城独有的精神与历史记忆，凝聚着重庆人的祖辈、父辈吃苦耐劳的精神品格，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让他们“负重前行”的精神永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