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贾平凹小说《极花》被刊物推出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有意思的是，时下单行本的面市却掀起不小的波澜，而因作品纷争演化出的观点也别有味道。

小说从女孩胡蝶被拐卖讲起，在或许还善良的买者黑亮及村子环境的浸染中，女主人公的控诉日渐磨蚀，其后逐步达成了乡村的身份与文化认同。末了，被解救回城的受害者反而难以适应城市的氛围，自觉归返农村。

有女权主义者直指这是“站在男性立场为拐卖妇女辩护”。因为作家认为：“如果他（黑亮）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对此，《极花》一书的编辑并不认同，按其思路，小说表现的，是“作家对传统生活方式流失和凋敝的感伤”。

这么说也有道理。但问题是，这种逆城市化的叙事，呈现出的痛心疾首是负面的，钟情乡土的作者想过没有：日益衰落的、旧式的乡村生活未必是传统的范式，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是因为其本身的变化，而不是僵化的执守。

不过，这种心绪并非作家个人所独有。面对近年来迅猛的城市化进程，关于旧时乡村的记忆，那片山清水秀的土地，那方静谧和睦的村落，已在很多人想象中幻化成诗意的情愫。这种情思在这个春夏四处弥漫，比如返乡日记，比如乡绅记忆，还有焦虑中慰藉疲惫身心的乡愁……由此推想，也许正是这些情绪的聚散，成了《极花》起风的一个缘由。

显然，如果人们冷静地看，《极花》的热络归之于乡土中国裂变的视野未必不成立——《极花》不是一个单纯的故事，而是在叙说城乡问题。

剥离开城乡这个宏大的问题，乡村真实的容貌是怎么样的呢？

贾平凹在《极花》后记中说：“我出身农村，19岁才到西安，我自以为农村的事我没有不知道的。”然而，现实中农村的很多事，他却“也是目瞪口呆”。

可见，对乡村需要多侧面的了解。为此记者访谈了多人，并从中梳理出三方面的观点，但望有助于还原乡村的图景。

怀念的虚幻

“我不明白怀念什么，如果爹娘不在了我就再不会回去了。”

孟醒做过多年媒体人，自信有业者公允的立场。上大学之前的18年一直劳作于首倡包产到户的安徽乡间，他对描绘乡村旧貌美好之类的鼓噪很反感。

“包产到户之前几乎都吃不饱饭，后来能吃饱了，但还是省不出哪怕是一点点零花钱，直到90年代（上世纪）中后期以后，外出打工渐渐普遍，农民才有了细碎的款项。”

至于说到风光，“乡村的真实图景，并不是其环境的天然，在人能涉足的地方完全不存在大自然原有的状态。”特别是钱能“涉足”的地方。

而亲情的淳朴，其实是贫穷的表面现象，就说30年前吧，相对于家族，很多时候直系血缘之外的人亲情反而更多一些。“远亲不如近邻”说的是城市吗？农村有过之而无不及。

再说民风的沦落。“现在逢年过节或是有规模的聚会中赌钱并不罕见，有些人觉得以前没有这些恶习，其实是那时候没钱。村子里的人我了解，和我同年的、稍长或者略小的，这些年来性情变化不是很大，并非现在才如此，很多不良现象的出现不是现代性赋予的，原本就有滋生陋习的土壤。”

现在乡村的条件比过去也不知道好了多少倍，那些“想回到过去的人村民都会跟他急”。

孟醒坦言，那些编撰“乡愁”故事的人不是自欺，就是骗那些不了解乡村的城里人。

乡村的情怀

“到我大学毕业的80年代（上世纪）后期，家里生活过得还是很紧张，但小时候村子的绿水青山、家族的和睦气氛不时还会涌进心头。”

身为政府官员的赵平是福建的客家人，续写着第29代家谱，昔日家族内部的和谐和规范，相互之间的熟识，在他的记忆里都是让人轻松开心的日子。

他的村子以前学大寨的时候改造了些大块地，现在是机械化作业，劳动力需求很少，剩下的小块地虽然也有小型机械，但致富几乎是不可能的，以现在反哺农业的情形，种地那么辛苦却“看不到未来”，有能力、有条件的人都离开了。

“其实让那些山里的村子消失是好事，没有人了环境就会好起来，没必要因为变迁伤感。”而所谓在信息透明的熟人社会，人品差的根本抬不起头来之类，赵平认为“不过是封闭环境的产物，没有实际意义”。

至于对乡村的留念，赵平认为不是吃饭穿衣的概念，而是一种情怀，“就像游子怀念母亲做的菜”。每次回故里他都会去看居住过的土楼，“但这些和社会道德没有什么关系”，和自然风光、人文环境也没什么关系。

“其实你看老舍写的东西，现在这些人捣鼓的风土人情，城市里以前不也是很温情的吗？”他对记者说。可为什么寄情于乡村呢？这可能是因为现在人际关系疏离的原因吧。

在城市生活几十年的赵平很有感触：过去城乡之间的节奏区分不是很大，城市变化也是缓慢的，现在城市的快节奏有人不适应，还想回到慢节奏的时光中，这大概才是这些寄托被投射到乡村的原因吧。

无情的选择

“会不会是你们知识分子的遐思哦？我读书少，在乡下没听谁说以前好，有能力的都会离开。”

70后的沙马在四川西南的安宁河谷当乡长，“乡愁的留恋和守望”在他看来有些匪夷所思。

乡里条件好的河谷地带正告别一家一户的单干，合作社或者公司加农户的模式才有能力应对市场变化。“今年种大葱的发了，可去年种植户赔了很多，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波动，别说一个家庭，就是小规模的合作社都承担不起。”

这些不仅意味着乡村的质变，规模化也意味着土地上的劳动力减少。贫穷村子“空心化”是无奈的选择，谁都想搬到好点的地方。“我乡里一些高山村民守着四五十度的坡地，路远，收成差还缺少保障。那些自然色彩越重的地方越是贫瘠，绝不是你们文化人想象的那样美好。”他说。

“城镇化不就是为了减少土地上的人口吗？没人影儿了，十年八年之后环境自然就恢复了。”沙马乡长如是说。

而说到乡绅，他觉得是很久远的事，更像是传说。

乡愁经不起资本的冲击

真情、实景，过去的好与不好都是记忆，充满着和现实截然不同的主观情绪。既然都市不是寂静的，为什么要乡村守住过去的寂寞？曾经安详透明的村社不也是死寂、封闭的吗？

而今天，在学者吴重庆的视野里，因为人员流动的冲击，昔日闭锁环境中曾经信息透明的乡村“熟人”社会已经不在了，扎根都市，或者漂游打工的相邻返归乡里，除了面孔，人格、品性都变得陌生了，“无主体熟人社会”正是乡村当下最好的写照。

在等级观念一直延续的前提下，所谓财富光辉取代了人文道德的光环实际上是对现实的误读，那个平均时代的互助，比如动土盖房之类的大事，就像沙马乡长所说：因为没有钱，所以人们用劳力来支付报酬，“行走乡村的劁猪匠，你不付钱行吗”？

吊诡的是一些超越现实鲜活记忆的文字魅惑，比如沈从文笔下的兵匪，居然善良得美好，那些追忆乡绅的人，是否也带着相同的眼镜呢？因为一个“好地主”就怀念起封建社会来，这是什么逻辑？！

再说良好的生态，也非旧村落的专属，现代环境概念不是贫穷的守望，如果真的向往简朴自然的生活，应该学瓦尔登湖畔的梭罗。

乡愁经不起资本的冲击，所有那些让人生梦的东西，像诗意田园、乡情，假如真的存在过，也已如河水一般远去了，就像赵平心中情丝难断的故居——那座历经300多年岁月、儿时户籍两三百口的客家土楼，现在没有一个人影，空空荡荡地在那里残败、等着坍塌。

“哺育我的那幢土楼，只能由它随风雨去了。”赵平感叹。

这些很可能也只是一个侧面。在急速的变动中，不适应变化的不仅是乡村慢节奏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城市自身也在迷茫。有诘难《极花》者言：“今后，只有一种道德，那就是城市的道德。”

问题是，城市的道德标准是什么？

本文插图 李法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