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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 2016年04月11日 星期一

铭记历史崇尚英雄的精品力作

——读《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

沈秋农
《工人日报》(2016年04月11日 07版)

读军旅作家高建国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被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精神所显现的天地正气和英雄胆气所感动,被优秀文学作品教育人、感染人的魅力所吸引。我想即使并不深透了解家乡抗战史的常熟籍读者,只需稍稍浏览几页,也定会被书中所叙故事、人物所吸引,因为那许多抗日先辈的英雄群像,那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和新四军将士对常熟人民的感恩心语,正围拥着你,轻叩你的心房而倍感亲切与自豪,激动与敬仰,从而使人深切感悟在这个奋起追梦、同心筑梦的崭新时代,铭记历史、崇尚英雄依旧是那么重要。

称其是非虚构性文学作品,因为它是以新四军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名义从茅山出发,东进抗日,在敌人眼皮底下的苏南平原水网地区频频亮剑,越战越勇、越战越强,不断发展壮大的斗争史为写作素材。书中所述这支部队的斗争活动、具体人物都查有实据,但又不是历史文献资料的罗列翻版。具体人物的情感刻画、各种场景的设计描述都符合逻辑的推理和想象。它不是某支部队的战史,但对这支部队的诞生、发展、壮大,在大江南北的征战轨迹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它不是老同志的回忆录,但那许多新四军将士对战争、对理想、对生活、对人际间的关系所表现出的思想、情感、言行都性格鲜明、绚丽多姿,是爱国主义、道德情感与理想信念的统一。作者的视觉和笔触广阔而精细,抬望眼有党中央、毛泽东对新四军如何抗战的宏图大计、高瞻远瞩,有周恩来的雄才伟略、真知灼见,有国民党为防止中共发展壮大而有“溶共”“防共”“限共”方针的提出与实施,有项英与陈毅在新四军是否应该打破国民党画地为牢的种种限制、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斗争所存在的分歧之争。所有这些在作品中作了详略精当的谋篇布局,然后再将新四军挥戈东进、转战大江南北的具体历程与风云战事有机糅合,显得全面翔实,有情有节,丰富生动。可谓大处有纲,详处着墨。

在对“江抗”部队坚持东路抗战的具体斗争活动进行全面梳理与铺陈中,作者首先对老“江抗”的黄土塘遭遇战、夜袭浒墅关火车站、火烧虹桥飞机场作了场景再现和适度点评,认为黄土塘遭遇战毙日军30余名,是“江抗”东进的首战告捷,夜袭浒墅关毙敌30多名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火烧虹桥机场是“江抗”东进作战最远的一个标志点,又是威震敌胆、振奋民众斗志的转折点,使“江抗”在江南人民中的威望空前提高。老“江抗”西移之后,日伪顽多种反动势力蠢蠢欲动,新开辟的苏常抗日游击区岌岌可危,留在常熟的数十名伤病员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支持下,巍然屹立,重整旗鼓,以多种方式扩大武装坚持斗争,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打响了阳沟溇、张家浜、桐岐三次与日军直接接触的激烈战斗,作品对这三次有着非凡意义的战斗作了绘声绘色的记述与评说。作品以具体真实又鲜活生动的斗争史实为对那段历史缺乏认知或有所了解又疑信参半者强烈补钙。

1939年5月,新四军六团东进抗日,喋血江南,继而挥戈跨江,征战千里,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和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全面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这支部队的指挥者之一的刘飞将军身经百战,功勋卓著,可是在他记忆的密纹里阳澄湖畔后方医院养伤及新“江抗”的建立与壮大的历史一直萦绕于心,故而叮嘱记者“一定要好好写写这支部队”。于是就有了崔左夫的《血染着的姓名》,文牧的《芦荡火种》,汪曾祺的《沙家浜》。随着真实历史的艺术再现,“沙家浜”也就成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的平台与载体,成为载入史册、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可以说这支英雄部队的战史与这部红色经典已浑然一体,难以分割。为了完整地记录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光荣历史,作者为时代歌咏、为英雄立碑的责任担当使他不仅对最早的老“江抗”(新四军六团)——新“江抗”,一直到现在的第二十集团军某部的抗战史、发展史作了追根溯源全景式的文学书写,而且对京剧《沙家浜》诞生的前踪后影也作了情深意真的娓娓而叙。凝眉深处,充满了对历史的怀恋和生活的挚爱,也体现了作者的广博情怀与深厚的文字功力。

我十分感佩作者能将《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写得如此鲜活感人。“一颗子弹”专指在刘飞将军胸部埋藏45年的步机枪弹丸,是英雄投身抗战的历史见证,辉映着中华民族血肉长城的伟大群体,“一部红色经典”自然是指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京剧《沙家浜》。将历史、戏剧与文学作品有机结合起来,可谓是一次具有创新意义的主题实践。作品既有时代风云的磅礴大气,又有人性固有的细腻真情,有对历史本来面目的还原展示,又能在战争与和平的时空间自由穿梭。除作者对文学作品的结构性技巧掌控自如,匠心妙运外,还在研读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对新四军将士,尤其是对本书关键人物的访谈征集方面耗费了许多时间与心力。寻寻觅觅,孜孜以求,目的就是要把历史写活,让人物灵动。文学就是人学,对于人的描写,在文学中不仅是作为工具,一种手段,同时也是文学的目的所在,任务所在。写人自然会涉及各种情感的显露与宣泄。对于这点,作者是下了功夫的,无论“江抗”副总指挥猛将吴焜与恋人杨瑞年的炽热柔情,共和国中将刘飞对芦荡生涯的绵绵真情,后方医院院长张贤与爱妻庞露及子女间的挚爱亲情,还是新四军将士勇担时代重任的铁血豪情,常熟人民对新四军伤病员的鱼水深情,文化文艺工作者对英雄部队的满腔衷情,所有这些无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作者的“东路三问”一章实际是全书的点睛之作,读来醒目提神。一问历史,“江抗”挺进敌后,何以能在平原水网地区,在日伪卧榻之侧开辟和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二问历史,以刘飞为代表的新四军将士身经百战,戎马一生,何以对坚守阳澄湖敌后抗日斗争情有独钟?三问历史,《沙家浜》的创作与演出,何以能得到新四军将士和广大人民的深情迷恋而升华成红色经典?这“三问”是作者对1937年至今近80年历史的提炼与感慨,是引发读者深思互动的内核。作品的成功源自于作者对那段中华民族面对外敌入侵不屈抗争岁月的敬畏,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热爱,对抗日英雄的敬仰,为我们传递着这个伟大时代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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