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2016年春运拉开序幕。春节合家团聚的传统导致世界罕见的人口迁徙现象年复一年在全国各地上演。春节前从劳动力流入地向流出地的人口迁徙和春节后的反方向流动让全国交通压力倍增，车票一票难求。然而，近年来，出现了春运“逆迁徙”现象，即全家老少离乡到亲人所在城市过年。随着农民工不断融入城市，以及所在企业的组织下，现在这一“逆迁徙”趋势也逐渐蔓延到农民工群体。不过，农民工的父母子女到城市之后往往无法久留。

专家认为，只有让农民工享受到与市民同样的资源、待遇，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成为“新市民”，才能让这些年迈的父母、幼小的子女免除春运期间的“迁徙”之苦。

当上“城里人”

与往年在老家湖北恩施过年不同，徐茂兵和老伴今年将在大女儿和女婿打工的城市——苏州度过2016年的春节。经过10多年的奋斗，大女儿徐丽和丈夫2015年终于在苏州买了一套45平方米的房子，实现了当“城里人”的愿望。他们决定今年春节将父母和儿子一起接到苏州过年。

“家里交通不便，以前女儿女婿回家过年坐火车到市里还要先住一晚上才能赶早上的汽车回村里，路上太耽误时间，他们总共也放不了几天假，每年在路上的时间比在家里还长。”徐茂兵说每年春运都不舍孩子刚回家两天就又要动身返程。

“今年女儿在那边买了房，接我们过去看看，也省得他们跑了。”徐茂兵告诉记者，因为自己和老伴没别的事，早就买好1月底去苏州的票，既可以错过春运高峰期，又可以在苏州待一个月，“帮他们收拾收拾屋子，刚装修的房子还有很多东西要置办，在城里安个家不容易啊。”虽然女儿是接他们来城里享福的，可徐茂兵还是想着为女儿做点什么。

徐丽对于把父母接来自己打拼了10多年的城市过年也很高兴，“奋斗了这么多年终于在城里有个落脚地，可以让从未出过湖北省的父母来开开眼界，住住城里的新房，也感受下城里过年的气氛。听说村里好几个老乡都把爸妈接到城里来过年。”

说到在苏州待多久的问题，一家人的情绪却低落了下来。原来，徐丽和老公作为外来务工人员没有苏州城镇户口，马上要上小学的孩子无法去公立学校读书，因而过完年后，徐茂兵和老伴还是要带着小外孙回湖北老家上学。

为城市服务回不了家

当上厨师后，除夕夜为父母做一顿年夜饭是孙明辉的梦想。2015年厨师专业毕业后孙明辉选择在北京打拼，进入了一家互联网餐饮公司做厨师。本想着今年可以“专业厨师”的身份回家为父母做年夜饭，然而距离春节还有10天时，被老板告知：公司年夜饭预订量已破千，除夕当天的年夜饭预订量超过600单。这意味着，孙明辉和同事们今年除夕回不了家了。

孙明辉听说很多同事都在想办法让父母到北京来过年，为了春节全家团聚吃年夜饭，为了春节时父母不再是“空巢老人”，独子孙明辉也决定让父母从四川老家来北京过年。与北京回四川的火车票一票难求不同，临时决定来北京过年的父母成功地买到了从西昌到北京的火车票。

从四川到北京的春运“逆迁徙”让父母免遭了孙明辉每年过年回家挤在车厢过道站38个小时的“罪”，也可以让父母第一次感受到北方春节的“年味”。“忙完了除夕年夜饭，可以带爸妈去逛下北京的庙会。”

不出意外，孙明辉除夕当天忙完工作肯定来不及给爸妈做年夜饭了，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吃就满足了”。

与徐茂兵一样，孙明辉的父母在北京也不能长待。“老爸患有支气管炎，心脏也不太好，每个月都要去医院复查开药。”孙明辉告诉记者，加入家乡新农合的父亲在北京看病拿药无法报销，于是只能回家看病。

如何能留在城市

与徐丽和孙明辉的情况一样，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在春节期间让亲人从家乡来他们打拼的城市过年，春运“逆迁徙”现象越来越普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逆迁徙”是个好现象，说明农民工收入逐渐稳定，有能力把家人接到城市居住一段时间，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然而，徐丽和孙明辉的家人们来到城市过年却因不能享受到与当地市民同样的城市资源而无法长期居住。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毛学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这是由于外来务工人员无法享受到与城市户籍人口同样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服务，从而无法真正融入城市。

在毛学峰看来，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是解决之道。让农民工就地城镇化、让政府向辖区内居民提供公共资源是短期可行的方案。从长远来看，中央政府一方面可通过增加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共同分担人的城市化成本；另一方面通过顶层制度设计创新，激励地方政府为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均衡化。

“通过放开落户限制、鼓励农民工买房等政策的施行，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从而让农民工与其子女、父母能真正在城市留下来。也能从根本上解决春运期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毛学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