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读起来让我感到很熟悉，一种具有亲切感的熟悉。这并不是说我对小说中的故事很熟悉，而是因为作者讲故事的方式把我带到了曾经让我着迷的小说氛围。很久没有读到这样一板一眼讲故事的小说了。它让我想起了曾经读过的文学经典，而且都是20世纪以前的古典经典。陈彦虽然讲的是今天的故事，但他的文字、他的语调，却有一种稳重的典雅气。这应该是与陈彦的审美趣味有关。他自己就这样描述过他的写作状态：“写不下去了，我也会一个大礼拜重读一遍《悲惨世界》，或《卡拉马佐夫兄弟》，或《霍乱时期的爱情》什么的。”显然，陈彦愿意从文学经典中获取写作的灵感，而从他这里所开列的作品则可以看出，他所喜欢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古典时代的文学经典，或者是在审美选择上倾向于古典时代的文学经典。正是这一缘故，我愿意将《装台》看成是陈彦向古典经典致敬的写作。

陈彦有真功夫。这种真功夫就是叙述能力和人物塑造能力。这两大能力是最能代表古典审美的方向的。在我看来，这两大能力也应该是作家的基本功。陈彦的叙述一点也不玩花哨的东西，他循着情节发展脉络有条不紊地叙述，张弛有度，疏密有致。陈彦仿佛是一位最精确的舞台调度，谁该出场了，谁该下场了，他把握得严丝合缝。这看似简单，其实提起笔来就会发现并不简单。读有些小说，连故事的起承转合都捋不清楚，或者把一个韵味十足的情节叙述得枯燥无味，这都是叙述能力欠缺了的缘故。至于说到人物塑造能力，《装台》比较详细地写了好十几个人物，每一个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刁顺子无疑是这部小说中最值得言说的人物形象，他是一个普通的小人物，作家们现在似乎都热衷于写小人物，即使如此，陈彦所塑造的这个小人物仍有许多新意。刁顺子带领着几十个人装台，说起来也是一个老板，但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家的首领，并领着这帮人成为西京市里最有名的装台队伍，首先就在于他始终保持着小人物的生活态度，也发扬了小人物身上特有的优良品格，如率先吃苦，如利益均沾，如朋友仗义，等等；当然也有着忍辱负重、装孙子、作践自己等令人感到心酸的习性。而这一切便构成了一个小人物的立体面，显示出小人物在生命存在中的适应能力和坚韧性。

陈彦同时也在向另一个古典致敬，这就是中国古典戏曲的经典。陈彦曾长期在戏剧团体工作，精通古代戏曲。更重要的是，他热爱中国古代戏曲，从《装台》中，我们也能看到他对中国古代戏曲的敬意。这突出体现在他从古代戏曲中吸取的思想智慧。中国人有句俗话，说人生如戏。陈彦何曾不是将小说当戏来写，因为写戏就是写人生。陈彦看足了舞台上的戏，又把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当成戏来看。陈彦借《装台》这部小说为我们写了一部完美的“苦情戏”。小说中的主人公刁顺子说：“世上最好的戏，就是苦情戏。”我相信这其实就是作者陈彦研习中国古代戏曲的体会，因此他在引述刁顺子的这句话时还特意要强调刁顺子是“很内行地说”。苦情戏也许可以说是中国的悲剧，但和西方悲剧追求崇高感所不同的是，中国的苦情戏却是将艺术引向人间。苦情戏着眼于人生之不幸，人间之艰苦，反复印证了佛教所宣讲的“人生是苦”。明代的戏曲理论家祈彪佳说过：“词之能动人者,唯在真切,故古本必直写苦境,偏于琐屑中传出苦情。”但在刁顺子眼里，一次又一次的装台，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出苦力，但每一次的出苦力，无非是生命的一道坎，是生活的一盘菜。因此即使生活多艰苦，他遇到了心仪的女子，该娶回家照样娶回家。于是，苦情戏不再是对于不幸的哀怨和宣泄，也不仅仅是对于世俗不公的控诉，而是对于生命坚毅性的探询和感叹。传统的苦情戏往往是以大团圆结局，当然陈彦完全将大团圆舍弃了，他也不会坠入文人式的虚空境界里，但他相信刁顺子不会被生活击倒，他不会趴下。他知道他什么也改变不了，既然如此，他也不会改变自己。因此陈彦在结尾让又一个女子来到了刁顺子的身边。虽然读者们都会预感到这个家庭又将来一场可怕的暴风雨，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刁顺子仍旧会坚韧地生活下去。更重要的是，陈彦意识到，这样的生活“很自尊、很庄严，尤其是很坚定”。陈彦从苦情戏进入，却以现代意识升华了苦情戏的意蕴。它虽然仍然缺少西方悲剧的崇高感，却有一种足踏大地的凝重感。当陈彦带着《装台》走出来时，竟让我们发现，原来苦情戏还可以如此凝重和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