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平静的河水，波澜不惊地向前流去。我们身边的某些东西，则在时光的流逝中悄然发生变迁。

上世纪50年代末期，父亲怀着满腔的热情，告别故乡和亲人，只身来到徐州，参加徐州煤矿建设。

计划经济年代，物质极其匮乏，手表在当时可算是极其贵重的物品。那时一块“上海”牌手表价格是125元，而一位普通四级采煤工的月工资是17.5元。当时，人们谈对象时提出的条件是“三转一响”（即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可见手表的地位。

在乡村，农民出工靠队长的哨音或敲钟声；而在煤矿，不知是谁发明了用汽笛报时的方法，解决了按时作息这一难题。立在矿福利楼上的汽笛每天准时响起近10次，笛声响彻云霄，提醒着上三班的矿工起床、吃饭、上班。汽笛声每次鸣响约两分钟，其报时作用可以惠及矿山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

汽笛声年复一年地响着，虽然对中夜班、尤其是夜班职工休息造成影响，但别无他法，工人们也都习惯了。

没有钟表的日子总有诸多不便。比如去市里办事，没法掌握时间，往往会错过机关上班时间。更大的不便在井下作业时凸现，有时整个掌子面仅一人有手表，工友们会要求他每到整点报一下，工友们口口相传，以便把握时间。

最苦的是我父亲，他在全井下最偏远的地方独自一人看岗，又无人进行交接班。因无法掌握时间，他比别人晚上井两三个小时，这是常有的事。经常是当他上井后，工友们都已吃完饭休息了。

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父亲所在的工区分有两张“手表票”，炙手可热。父亲因忍受不了时常晚上井的苦楚和无奈，想尽办法要来了一张票，买到了一块“金鹿”牌怀表。这块55元的怀表成为我们家最大的资产，也是我父亲的“命根子”，一直陪伴他近20年。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了工作，当时手表仍是紧俏物资，矿工们仍旧以汽笛声来提示作息时间。直到1987年，父亲才多方托关系，为我买了一块“苏州”表，我也成了照相要挽起袖子露出表的“有表一族”，那块表让我幸福和自豪了好几年。

曾几何时，矿山的汽笛声已不再响起，连手表都被手机取代了，但那响亮的汽笛声，会长久地在老一辈工人耳中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