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先有“意”然后才有“境”。意和境，是不甚相同的概念，王国维论诗词用“境界”而不用“意境”。

“意”乃是道家的产物，严格意义上说是来自庄子，“境”是佛家的产物，中国唐代中期以后的南宗禅发扬广大之。

“六书”造字当中有“会意”这一法，可见对于“意”的探讨是很早的事情。最初讨论“意”这一话题，是探讨如何用语言来表达所指之意，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言意之辩”。言与意的探讨，不外乎两种结论，一是言可以尽意，一是言不能够尽意，一般意义的“言意之辩”所要辩的正是这些内容。而庄子却跳出了这一层，庄子说“得意忘言”，言为工具，终所得者，乃是意--这其实很像后来禅家的“指月”，但是指月还要再跳出一层。

庄子的“得意忘言”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的艺术创作，当然最早受其影响的艺术形式还不是中国画，而是魏晋间的“玄言诗”，如陶渊明诗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后来晋人由玄言的探求，转到了对自然山水的关注，于是兴起了“山水诗”。

《文心雕龙》里说：“庄老告退，而山水方兹”，是指玄言诗的全盛时期过去之后，代之兴起了“山水诗”，而山水诗，直接影响到山水画的产生。 “玄言诗”和“山水诗”还有后来的山水画，都是沿着庄子的这个“意”的路径发展而来的。“玄言诗”和“山水诗”要表达的是言词以外的“意”，即“言外之意”；山水画要表达的是画面形象以外“意”，即“象外之意”。言外之意也好，象外之意也好，二者表达的“意”其实都是自然之“意”--无论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是宗少文的“澄怀观道，卧以游之”，都是通过“言”与“象”最终达到体悟自然之“意”的目的。

这个观念，若若寻觅其本源，其实都来自于庄子的“齐物”观。庄子齐修短、齐寿夭、齐万物，所以他的“意”是与“物”同“游”之“意”，游于物，并能超然于物外。中国的山水画自魏晋至宋元，所体现的“意”，大抵皆是此意。后来发展起来的“写意”绘画，其中的“意”就已经不单单是庄子的意了，比如“四君子”题材的花鸟画，里面也有儒家的“比德”的“意”，此不详论之。

“境”的概念，只有当佛教来华，并发展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有了近似于“意境”的意义。早期的“境”更多的是指地理范畴，《说文》上说：“境，疆也”，所指就是疆界。后来佛教来华，“境”的意义就扩大了，《华严经》云：“以如为境，无境非佛”（其他的经文中也随处可见这个“境”），其意义基本是《金刚经》里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就是一切尽是假象，一切皆不存在，佛家便把不存在的假象叫做“境”。

在道家的庄子那里，通过“言”、“物”、“像”，是可以得“意”的。而所有这些在佛家这里，无非都是些假象而已，即便是道家所苦苦寻觅的“意”，在佛家这里，也被认为是不存在的，佛家把所有这些，统统地称作“境”。列子御风而行，看起来已经很超然物外了，但是他的行驶，所凭借的是风力，谁也不能说风不是“物”。所以道家的“得意”，最终也没有离开物。而佛家却要离开一切物，所以佛家的最终追求是不用任何外在依凭，而达到自足圆满。

可是于绘画而言，是不可能真正脱离“物”而达到自足圆满的，因为至少笔墨纸砚这些媒介就是绘画不可或缺的“物”。那么就只能于这些媒介当中来传达“境”的意图，于是就有了倪云林的荒寒，八大山人的孤冷，徐文长的洒落等等的“境”。在画面当中追求一种“境”，至少唐以前是不曾有过的事情，彼时所体现的，大多是人伦教化（人物画大多如此），其上一层者是登山、卧游，体悟出其中之“意”，如王羲之悠游山水，并说：“吾终当乐死”，令右军所乐的是山水之“意”，他还未能看到“境”的层面。而唐以后的诗歌书画当中，优秀的作者大都会去主动地追求“境”，因为唐中期以后“南禅宗”形成，佛教文化完全溶入中国文化的血脉当中了。(王振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