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他们，是专业写诗的人，写诗、评诗、研究诗，是他们的日常工作。

他们，是边打工边写诗的人，休息的间隙里，说说打工的事，叙叙思乡的情，写诗是他们生活里的精神慰藉。

他们和他们的生活，本没有交集。然而因为诗，他们和他们在诗歌的殿堂里相遇。他们眼中的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眼中的他们的诗，是什么样的诗？

本期，特邀3位专业诗人来说一说，他们对打工诗歌的理解。

倾诉与审判的交响

北塔

（原名徐伟锋，诗人、学者、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大约是2002年吧，我突然收到好几份《打工诗人》报，那是印制非常简朴的报纸，黑白的，版面小，甚至很难谈得上排版艺术，但我还是认真读了其中的一些作品，得到的印象符合我对这样一张诗报的阅读期待：少数作品耐人寻味；大多数则失之于简单直白。由于太忙，我没有顾得上跟他们联系。因此，我失去了进一步了解这一中国最大多数诗歌写作群体的状况的机会，直到最近才比较多地阅读他们的文本，了解他们的创作实绩。

打工诗歌，首先是工人诗歌。那么，当初被命名时，为何不沿用后面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称呼？我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是工人诗歌曾经一度非常热门，甚至占有了当代文学史的大量篇幅。其实，现在看来，以往的工人诗歌叫做工业诗歌更合适一些。

二是打工诗人的生存状态和身份意识与以往不同。工人诗歌的诗人一般是在本地的国有或集体工厂上班，基本没有远离亲人、背井离乡的痛感以及流徙生涯所带来的虚无感。现在的打工者，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本人在本地上班的，一种是所谓的农民工。打工诗人主要来自后一类群体。

打工诗歌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风起云涌的个人化写作潮流，由于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封闭和单一，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外面新的思想，他们的写作视野相对狭隘，写作抱负也相对狭小，所描述的多是个人的遭遇和感受，擅长于或者说习惯于宣泄个人一时的情绪，有时有些思考，也是零碎的，他们的美学倾向或许可以套用一个老旧的说法：“苦闷的象征”。

如果说，他们的写作是一种个人内心倾诉的话，那么，还有一种打工诗歌，则是审判性的。他们审判别人（主要是唯利是图的老板），也审判自己（如责备自己无能、随波逐流、不能尽孝等）。后一类正在成为打工诗歌的生力军。他们为农民工兄弟代言的意识和能力越来越强，对诸多问题的反思不再局限于个人的现象视域，而是具有哲学的品格。

其次，他们对现代主义诗歌的修辞策略的应用也达到了娴熟的程度，各种陌生化技巧活灵活现，文本内的美学张力明显增强。真正让读者感到，这是一群富有才情的人在摇笔呐喊。以前，他们可能更多地依赖于抒情和叙事，但现在他们借用了戏剧化、电影化的许多策略，议论的时候也是虎虎有生气。

一大批生活底子厚实、勤勉刻苦的诗人，正在促使中国当代工人文化的建设别开生面、高歌迈进。

时代裂变下的呻吟

七月

（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我曾在南方的一个大型企业工作，从事过三年多的劳资管理，对工厂还是颇有感情的。进入到一个陌生地方，面对的是孤立无援的考验，因此内心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脆弱和敏感，情感落差催化了自哀的漫延，孤独的黯然遇风就长。这种特质，构成了打工诗人作品的题材基本特征。这种特征的题材，最先释放出的是“打工”者的呻吟，从第一行诗句落地，就充当了“打工诗人”诗歌的奠基石。

可以这样言之，“打工诗人”的诞生，实质是时代裂变的呻吟递延。对他们而言，我们的倾听是最好的尊重和抚慰。

打工者有着数亿人规模的庞大基数，打工诗人的声音随之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不断地放大。开始，他们创办了自己的声音载体——没有“出生证”的报纸和刊物，在这个载体上，消弭漂泊的疲倦和暂停灵魂的困顿，发酵乡愁和怀亲；后来，热心的媒体和专家推高了打工诗人，打工诗人实际成为当下的文化品种，贴上了统一的特有的标签。遗憾的是,就诗歌本身而言，呈现了模式化的创作趋向，以此迎合“打工”这个不可动摇的主题，湮没了自由的个性和抒发的灵性。

打工诗人一旦成为标签，等于给打工诗人下了一道定制式的命题。虽然命题是隐形的，虽然作品出现的意象不再囿于故乡、乡村、村庄、故土、家园，但句子当中，仍发现有天生的自甘卑微和沉浸于抱怨的疤痕，有的作品为了体现打工，牵着“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手不放，从而形成了打工诗人创作的瓶颈，本该迅速打开的形式和内容的双重天地被束之高阁。

通读了打工诗人几年来的作品，值得欣喜的是，已日显成熟和胸有成竹，并看到他们在表现形式上作多种探索的努力。但我更期待尽快地打破“打工”的命题视野，以进入一个全新的“打工”非命题视角，抛弃“打工”的桎梏。毕竟，我们的生活是多样性的，“打工”也是多样性的，且此“打工”早已非彼时的“打工”。

舍去“打工”的概念影子，是“打工诗人”的涅槃之路；就可以骄傲地站在诗的大地上，寻找诗的广阔之美和驰骋的轩畅。

直面，精神的向度

梁粱

（本名梁亮珠，曾任解放军出版社政治部主任、副编审，现为中国诗歌学会诗歌网总编）

如果以为打工诗歌仅仅属于对自己形而下生存状态的描述，属于对自己沦落为社会底层的不公正人生的呐喊，那是十分皮相的。当然，他们的诗歌大都是从自己生存状态出发的，换句话说，在他们的笔下，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由农村进入城市的打工者的生存状态。仅此一点，我以为，就有为历史作证的价值。

当一部分所谓的诗人还自觉不自觉地以某些观念的东西出发来营造自己也不相信的诗歌的天空的时候，我们的打工者兄弟，勇敢地承担起了为自己立言的责任，在挣脱生活桎梏的同时，争取着精神的自由。不少人都认为，诗歌最好的状态就是自由的状态。这些诗人，他们写作，没有什么框框做囚牢，他们听从心灵的召唤，由此，他们才能达到起码的自由状态。

说到直面生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都知道，真实，是文学最起码的要求，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又是难乎其难的。对这些打工诗人（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这里姑且这样叫了），令我肃然起敬的是，他们有直面生活的勇气，他们勇于把真实的人生、被遮蔽的人生撕裂开给人看，尽管心里流血也在所不惜。他们是当下“睁了眼”的一群，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诗作，有一种重新启蒙的作用。在这个物欲横流、价值偏移的时代，我们太需要启蒙了。

中国新诗已经走过100多年的历程，时至今日，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惑和纠缠着，那就是如何继承传统的问题。我认为，打工诗歌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我们都知道，从《诗经》开始，中国诗歌就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没有汉乐府，没有唐新乐府，没有表现劳动者、底层歌哭的中国诗歌，绝不会是今天这个模样。如果没有对底层生活的深刻揭示，伟大的杜甫还能称得上伟大吗？不管对诗歌功能和作用的理解有多少种，能够为底层立言，为历史作证的诗歌，总是会得到读者的认同和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