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刷爆朋友圈的话题无疑是“二孩”，源头就是10月29日发布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中国正在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一个月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8》预计，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将出现负增长。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已经连续3年出现下降。

充裕的劳动力为中国快速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研究表明，改革开放30年来，人口红利对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20%。但这种优势正在消失。社科院《蓝皮书》就认为，人口规模特别是劳动力供给规模的转折性变化，标志着人口红利将彻底消失。除此之外，人口老化和减少，还会使消费显著减少，消弱创新活力，最终削减经济增长动力。

为此，中国政府调整了人口政策，实行“普遍二孩”政策，即所有夫妇，无论城乡、区域、民族，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新政策刚宣布，朋友圈里就有人扬言要去新西兰买牧场养奶牛；而证券市场上的“二胎概念”股则全面爆发涨停潮。截至10月30日收盘，沪深两市有贝因美等16只个股涨停，大涨个股不计其数。

但是，与“二胎概念”股全面飘红不一样，担任“造人”重任的育龄夫妻则并非人人都想育“二孩”。有数据为证：“单独二孩”政策2013年推出后，2014年出生人口也只比上一年度增加47万人。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曾对湖北省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进行过二孩生育意愿大样本调查，调查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只有21.51％的受调查者明确要二孩。

为鼓励生育，不少深陷低生育率陷阱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各种鼓励政策，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研究发现，生育政策的改变，并不能同时带来生育意愿的同步变化，而且，降低生育率相对容易，而提升已经低下来的生育率却难上加难。

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都经历了从抑制人口增长到鼓励国民生娃的过程。日本从1999年就开始实施“父母休假法”、“新天使计划”等，但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到2006年也只有1.3，属于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韩国从1996年开始针对结婚、生育、子女养育等环节制定了奖励政策，然而韩国总和生育率在2006年还是降低到1.2的水平。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这种观点已经被事实证明。新华社发布的一份资料显示，在世界人口出生率最低的25个国家中，22个为欧洲发达国家。欧洲已有18个国家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

从存在即合理而言，越富越不愿生娃是有道理的。一方面技术进步，人们可以随自己意愿选择生育几个孩子或是不生育；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健全，“养儿防老”的家庭保障机制已经被社会保障取代，“养儿”的直接驱动力从功利需求演变为责任和义务，越来越多的生育是为“家族繁衍”，为满足感情需要，而非“刚性”需求，生育意愿的变化，自然势不可挡。

富裕起来的中国，也在面临变化的挑战。10月29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分析说，中国育龄妇女数量逐步减少，特别是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下降较快。群众生育意愿发生转变，少生优生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

政策短期内无法对育龄妇女数量减少的趋势进行干预，决策者或许需要早做准备的是，如何用政策组合拳来改变群众生育意愿，以促进实现“全面二孩”政策目标，使中国避免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