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微博爆料京东“入驻”工商局，“职业打假第一人”王海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10月17日下午，42岁的王海在北京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揭开了爆料背后的诸多细节。早在1995年就因打假出名的他，一直被一些人视为“刁民”。当天，他身穿牛仔衬衫，歪戴着帽子，说话时不时会环顾四周。

自己查线索自己找证据

9月1日，京东一份关于消费者打假的内部邮件引起了王海的注意。“邮件中提到‘工商事务部接到职业打假人投诉’。”专业打假20年的王海第一次听说企业设有工商事务部。“正常的程序应该是工商局接到投诉，要求京东配合调查。直觉告诉我，这其中有猫腻。”

凭借多年来在圈中积累的人脉，王海发布上述线索两天内就收到了一位爆料人的邮件。邮件的内容是关于京东“入驻”工商局的一些细节以及北京工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以下简称开发区分局）相关领导在京东的消费记录。“出于对爆料人的保护，我无法告知爆料人的详细信息以及他获取证据的途径。”王海透露，该爆料人“可能是京东离职员工”。

拿到初步证据后，王海开始组织职业打假团队分两路进行核实。一路是到开发区分局核实是否有京东员工在办公；另一路则是假借送快递、送外卖等方式，核实开发区分局相关领导的个人信息以及收件地址。

“在核实京东确有员工在开发区分局办公后，我又向保安确认这一情况，并用手机拍摄下来。”在认为证据确凿之后，王海10月10日发出微博称，“京东商城职员冒充工商局公务员在工商局办公处理消费者举报投诉”，并将开发区分局相关领导的消费记录贴在微博上。

一石激起千层浪，京东“入驻”工商局很快成了舆论关注的热点。对此，开发区分局有关负责人称，京东商城工作人员担任联络员是为了尽快核实企业内部信息，协助工商部门进一步提高投诉的解决效率。京东商城则解释说，这是解决消费者投诉纠纷的“绿色通道”。但是，一些专家仍有疑虑：老鼠住进猫窝，怎能不让人怀疑是利益共同体？

打假团队有30多名专职人员

实际上，王海针对京东的打假活动一直在持续。“我跟京东还有12万元的案子呢。”因为打假索赔通常会通过法院解决，所以王海习惯用“案子”来描述具体的打假活动。“今年到现在，我已经作几百次被告了。”

细数王海近年来的打假活动会发现，耐克、小米、苹果中国等各自行业的顶尖企业都被打过假。“哪里有假，就打哪里。打大企业，收回成本的可能性更大。”王海说。

王海敢打大企业也得益于自己的专业打假团队。“我的团队有30多名专职人员，200多名兼职人员。”王海介绍说，专职团队的成员大部分是律师，也有检测机构的工作人员，还有专职卧底。“律师可以解决很多法律上的问题，而检测机构的工作人员起码可以保证我们能拿到相对客观的检测书。”

每一次打假，王海都会分配给专人负责，由此人来组织项目组打假。“去年我们知假买假购买了价值200多万元的商品，包括食品、电器、化妆品、保健品等，获赔400多万元。”在王海看来，打假是件“简单的事”。新消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都有关于消费者索赔的规定，而市场上虚假宣传、涉嫌欺诈的商品又很多。他举例说：“有牛奶竟然宣传可以治疗近视，我们派人去商场购买该牛奶，并拍下购买流程。如果牛奶厂家无法证明其产品可以治疗近视，我们就会通过协商或者法律手段索赔。”

有些较为复杂的打假则需要出动专职卧底。王海的团队有两名专职卧底，经常去工厂、工地等地“上班”，收集相关证据。“去年，我们总共进行了10多次卧底行动。如果专职卧底能被分到关键岗位，搜集到证据的可能性非常大。”卧底的工资是拿分成，运气好的话，一年可以分几十万元。

王海还有自己的打假公司，分别位于北京、深圳和南京。“北京的这家公司主打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帮助厂家打假。”王海称，该公司一般接“案子”起步价是30万元，根据客户的要求不同，酌情收费。“比如看客户是要求造假厂家被取缔，还是仅仅让造假厂家受到惩罚。”

游走于合法与违法之间

近年来，越来越多像王海这样的职业打假人出现在公众视野。他们的出现总是伴着争议。

一位社会学家曾将以营利为目的的职业打假人比做“不良商业生活孕育出来的寄生虫”。京师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主任熊超律师则认为，职业打假人是目前法制不完善背景下的畸形产物。

面对争议，王海并不避讳自己赚钱的事实。他还透露，他的一个徒弟仅靠打击虚假广告就赚了两三千万元。不过，他并不认为赚钱是他的目的。“打假才是目的，赚钱只是打假过程中获取的经济利益。只要是合法的，就可以做。”

王海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创新。“立法的目的就是让消费者成为免费的监督者。”

然而，很多时候合法与违法之间仅有一线之隔，职业打假人就像在打擦边球，游走于消费维权与敲诈勒索之间。中闻律师事务所王维维律师表示，一些打假人在发现商品问题后，会选择直接与商家“私下解决”，甚至以曝光等手段向商家索取高额的赔偿费。这个行为如果没把握好尺度，很可能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的犯罪行为。

尽管一直饱受争议，但是职业打假人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王海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让每个消费者都可能成为“公民检察官”，极大增加了经营者的违法风险成本，从而增加了消费者整体的福利。

“职业打假人的打假行为，对不良商家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这个监督作用的大小不好判断。市场监督机制需要完善，但是不应当依靠所谓的‘公民检察官’。”对于王海自封的称谓，熊超表示不能认同。

“职业打假人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是因为有一定的利润空间。”王维维直言。而熊超则认为，这折射出市场监管之失。相关监管不到位，给了职业打假人钻法律空子的机会。

20年来，王海多次陷入舆论的漩涡中。但是他说打假是他一直坚持的工作，并没有要收手的意思。采访结束后，记者收到了王海发来的11条微信，其中包含了他针对多个行业的打假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