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本周第三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进一步减少死刑、对重大贪污受贿者拟“终身监禁”、加大对收买被拐儿童者的处罚、取消嫖宿幼女罪……此次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在8月25日的分组审议中，不少常委会委员对其提出进一步修改意见，希望法律能够更加“完美”。其中，“终身监禁”、收买被拐卖的妇女以及妨碍法庭秩序罪等条文被多人提及。

终身监禁，不是新刑种

为了加大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罪犯的打击力度，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在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中增加一款规定：对犯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这一为严重腐败分子“量身订制”的条款广获好评。然而，也有一些人将其误以为是一个新刑种。在分组审议中，多位常委会委员对此内容发表了意见。

李连宁委员说：“讲到‘终身监禁’，我不赞成用‘新设’或者‘增设’的概念。新设或者增设，就好像它是一个刑种或者是一个措施。实际上它是一个状态，宣判他死缓再转成无期徒刑以后，等于把他终身关在监狱中，不得减刑、不得假释。所以在解释上一定要避免‘新设’或者‘增设’的概念，只是说增加了这样的一种表述，更不要把它作为一种刑种。”

乔晓阳委员也提醒说：“终身监禁是不是增加了一个刑种？现在这个写法，减为无期徒刑后执行终身监禁，是刑法执行的一种措施，不是增加新的刑种，要明确这一点。”

据悉，在我国以前和现行刑法中，没有出现过“终身监禁”的表述，而此次草案也仅是针对有重大贪污、受贿行为的特别规定。

对此， 严以新委员认为，刑法的修改应当尽可能全面一些。 他说：“其实很多被判无期、判死缓的罪犯放出来以后对社会危害特别重大，国外更注重对这一群体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现在我们仅仅限于贪污罪是不是窄了一点？”

据严以新委员介绍，国外对“终身监禁”有很明确的定义，相关部门所提供的材料显示，国外“终身监禁的适用对象”有四条，都是非常严重的，那些罪犯出来以后是能够危害社会的。他进一步建议，对重大贪污犯终身监禁，主要是对他本人的惩罚，但一些罪犯释放以后对社会有重大危害的，要一并考虑。

收买妇女儿童，都不该免除处罚

对于“买人”的犯罪，现行刑法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明确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这一规定让收买者有可能逃避刑罚，对此，社会各界认为处罚太轻、不利于对犯罪的打击。对此草案三审稿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这意味着，对于收买被拐儿童的行为，不再有“免责条款”，但对收买被拐妇女依然可以“免责”。

在25日的分组审议中，不少委员发表了不同意见。

范徐丽泰委员说，能理解“免除处罚”的理由。因为实际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妇女被人收买之后结了婚，家庭很幸福，如果要将收买她的男人，现在是她的丈夫，抓进去进行刑事处罚，好像破坏家庭关系。同时，范徐丽泰委员也提出，在法律中有“免除处罚”字眼，发出的信息就是说收买妇女，只要善待该妇女可以不受罚，这对人口贩卖市场发出的信息有鼓励收买妇女的作用，这并不符合禁止收买妇女的原意。

范徐丽泰委员还表示，国际上非常关注拐卖妇女的行为，希望能够用比较重的手段来禁制这种活动。“现在‘免除处罚’的做法，可能给人一个印象，我们的法律、我们国家的价值观，落后于国际的形势。”

黄小晶委员也认为不能写“免除处罚”这句话，他说：“对人口进行买卖，一定要予以处理，不管你买来了以后对他多好，如果这条不止住，今后此类事还会发生。”

打击犯罪，不能让律师“不敢出庭”

“扰乱法庭秩序罪”的修改是此次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引人关注的内容之一。与现行刑法相比，草案增加了“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以及“有毁坏法庭设施，抢夺、损毁诉讼文书、证据等扰乱法庭秩序行为，情节严重等”等内容。

对此，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李大进建议把“等”字改为“的”字，即“有毁坏法庭设施，抢夺、损毁诉讼文书、证据的扰乱法庭秩序行为，情节严重的”，因为“等”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不会对它作出专门的司法解释。

李大进说：“这个‘等’是往前‘等’还是往后‘等’，做一个筐，准备什么都往里面装，我作为执业律师非常关注。将‘等’改为‘的’，不但会更准确，也会减少歧义。”

全国人大代表李亚兰则建议修改第三项为“侮辱、诽谤司法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修改第四项为“毁坏法庭设施、抢夺毁损诉讼文书，情节严重的”。她的理由是，威胁的近义词是胁迫、要挟和恐吓，如果在一般法庭上有相近的恐吓的行为，情节轻微的就入刑，在司法实践中容易权力滥用。

“其实这两项内容的增加，严重来讲是对出庭律师的一种震慑和惩治。”李亚兰说，根据司法实践，在法庭上容易产生冲突的往往是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如果出现法庭不规范甚至违反法律程序的现象，律师的反应比当事人更强烈。因为律师熟知法庭程序，出于维护当事人权益的职责，他必须要保持话语权。此时，如果审判人员不能纠正自己审判行为的过错，往往对律师就产生了治罪的权力，而且在处理类似律师犯罪的过程中，处理案件的侦查人员和司法人员，往往是本案中涉及的相关人员，容易造成为了私愤，进行报复。

据李亚兰介绍，在实践中，现在全国27万名律师，真正在法庭上能够发挥作用的，还不足三分之一。我国在一些大案、要案中，程序上的公正和司法的公平都能看到，但是在基层缺少监督的情况下，司法不公、审判不公、严重影响司法程序的现象时有发生。她说：“这两条内容如果是针对律师或者是诉讼代理人的轻微行为，裁量权一旦交给法庭，会造成律师不敢出庭，或者是在法庭上不敢坚持原则。律师是依法治国中的重要力量，充分发挥律师在法庭上的作用有利于预防和减少冤假错案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