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300万元的成本,12位中国人气明星零片酬出演,9个故事,关注9类特殊儿童群体……
《有一天》,纯粹的心愿



公益出演 《 有一天 》 的演员周迅 、 韩庚 、 袁珊珊 。
《有一天》——号称大陆最公益的电影,近日受到邀请在联合国放映,并获得了高度赞誉。
不到300万元的成本,12位中国人气明星零片酬出演,9个故事,关注9类特殊儿童群体,而上映时票价仅5元。
“这也许就是中国慈善的现状,人们更关注的是明星效应,但具体内容似乎不是重点。”电影负责人孙阿美是华谊兄弟公益基金负责人,尽管拍摄过程困难重重,影片在国内的放映也显得波澜不惊,但她对这个电影很有信心,“这凝聚着很多人的爱和心血,这些孩子的故事应该让更多人关注。”
孙阿美去过很多贫困地区为孩子们放电影,她坚信所有人无论贫贱对艺术的感知都是平等的,他们有权看到好电影,而他们的现状也应该被人关注。
9个故事,9种感动
9个故事讲述了9种类型的儿童群体。
一个被拐的小乞丐,一个态度严肃的戏院经理。从互相排斥到互相理解,最终通过戏院经理和同事的帮助,小乞丐走上回家的路……
一个年轻的钢琴师因为一直无法在音乐上有所突破,于是鲁莽地决定到聋哑学校教孩子们唱歌。经历种种波折,钢琴师领悟到自己已经偏离了初衷——音乐并非是孩子们获得成就感的方式,而是他们对世界的一种爱的表达。相对于我们的世界,虽然这些孩子们的感官是不完整的,但歌声可以让他们不孤单,不寂寞,和其他孩子一样精彩……
这是其中两个故事的梗概,还有服刑人员孩子、读写困难孩子、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孩子等。
《有一天》最开始的幕后人员只有阿美一个。仅仅秉持着一份热爱公益、热爱电影的心,她开始找到明星、导演、投资人,一个一个磨破嘴皮去“化缘”。
对演员,她到处游说,请求他们捐给自己“一天的时间”。“当然到了拍摄的时候其实不止一天,但一天听起来比较容易实现。现在演员档期都很忙,你让她捐十万元钱可能不算什么,但是让她捐出三五天时间,太难了,只能软磨硬泡。拒绝我的人也有很多,我也可以理解。”
韩庚是第一个同意加盟的演员,周迅、袁珊珊、冯绍峰、徐帆、张涵予、斯琴高娃、咏梅、安以轩、熊乃瑾、王千源、冯嘉怡……一个又一个明星陆续加入。
最让阿美感动的是周迅。这位在国内家喻户晓的明星,听说这个项目思考了几天时间后,决定出演片中最后一个故事,并把自己的婚礼放在关爱特殊儿童公益演唱会的末尾,作为一个大大的“彩蛋”。“小周把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献给了公益,我很感激。尽管很多人更关注婚礼,而忽略了她是为了公益的初衷。”阿美说。
“这辈子的感谢都说完了”
孙阿美的办公室五彩斑斓,墙上挂满了贫困地区孩子们笑脸盈盈的合影,以及他们以电影为灵感,创作的一幅幅稚嫩的画作:龙猫,神笔马良,天空之城……
曾任某知名一线女星经纪人的孙阿美说,《天堂电影院》的故事给了她灵感,在任职华谊兄弟公益基金负责人后,她坚持给贫困孩子播放电影。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她深深地记住了孩子们屏住呼吸、紧盯屏幕的眼神。“在任何大笑或悲伤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和城里孩子是一样的。”正是在做公益的这段时间里,孙阿美接触到了很多在北京没有见过的儿童。读写困难、残疾、唐氏综合症、服刑人员子女……作为一个电影从业者,她本能地觉得应该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于是她想拍一部电影,反映她遇到的9类儿童群体的故事。
这是一部以爱心为推力完成的电影,少了任何一个环节的接力,都无法实现。而这个过程,用了足足900天,大大超出了孙阿美的预料。“华谊的电影不可能有这么长的制作周期。”老板王中军半开玩笑地这样和孙阿美说。然而,公司最终给了这部电影最大限度的支持和鼓励,因为“这是一部高尚的精神产品”。
对于投资,尽管基金会属于华谊兄弟,但它们却是独立核算的。电影前期无法依仗华谊的经费支持,必须到外面一个一个拉赞助。
制作一部电影涉及到各个工种,投资、导演、演员到宣传、发行、放映,孙阿美一个人一个人地去动员。“我把这辈子的感谢都说完了”,这个过程中,关于拍摄的故事,她讲了一遍又一遍。“毕竟这个题材太陌生又太难拍。时间跨度又长,还没钱,很难找到一位优秀且愿意付出这么大心血的导演。”
阿美印象最深的是,说服读写困难短片的导演加入的过程。起初,那位导演不愿意拍摄,但当孙阿美讲述脚本的时候,他突然说:“哎呀,我的孩子好像就是这样的症状。”一检查,导演的孩子被确诊为读写困难症患者。出于一个父亲的责任,他毅然投入了艰苦的拍摄。
精神援助同样重要
人找到了,更重要的是钱,找钱的过程中,孙阿美习惯了被拒绝。
“人们都愿意捐助教室、文具这样具体的东西。他们还不习惯精神世界的援助。”但是,孙阿美就是坚信,精神援助和物质援助同样重要,而且会产生更奇妙的作用。“这些孩子也需要被尊重。他们不仅仅需要被施舍金钱,他们也可以从电影中了解外部的世界,他们的故事也需要被外部世界知道。”
“公益活动不应该只有悲情的一面,也应该让人看到美好的一面。”孙阿美说,“冰桶挑战活动就有时尚的一面,也不那么悲情,同时也让公众了解了一种罕见病。其实它跟我们的电影有异曲同工之处,城市人看一场5元钱的电影很轻松,同时又能得到一份爱的教育。”
或许是见得多了,孙阿美对特殊群体的了解,显然更细致而接近现实。在她看来,实物捐助固然重要,但对他们心灵的滋润,才会更长久。
比如,盲童有自己独特的“看”和表达的方式。孙阿美知道一个故事:在土耳其,一个先天失明的60多岁老爷子,从来没看见过这个世界,但他通过触摸和想象,可以知道一个人的样子然后画出来。他画过很多伟人肖像,还有汽车商家找他做广告,摸完一辆车后就马上能画下来,特别震撼。
“盲人也可以看电影,需要做的就是加一条简练描述的音轨。智障儿童,也可以从事简单而有趣的工作,比如台湾就开了一家智障人员服务的面包店。我们要给他们色彩,要让人们对不如我们幸运的孩子的认识有个质的转变,这是《有一天》想要传达的。”孙阿美说。
在制作《有一天》的过程中,有机构劝孙阿美,“你把钱捐给我们,我们能解决一冬天的问题”。别人越是这样说,孙阿美便越是坚信拍摄《有一天》的正确。“因为人们的观念还停留在捐钱就可以解决一切上。”阿美说。
周迅看完《有一天》后评价说,“它是如此纯粹,令人感动”。而这,正是孙阿美这900多天的心态,没有任何杂念,一心要完成这个影片。
拍摄完后,孙阿美和团队坐在西部一个山村的村口,从中午一直喝到了天黑。“就觉得自己特别有力量”,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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