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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 2015年07月07日 星期一

400.4万人的庞大数量占全市从业青年的59.6%,构成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月均收入普遍偏低,“生存时间”大幅侵占“生活时间”,对于社会保障和未来归属等方面的焦虑仍困扰着他们的生活

【焦点关注】北京非公企业从业青年的苦与乐

■本报记者 彭文卓
《工人日报》(2015年07月07日 06版)

非公企业从业青年作为北京各青年群体中数量庞大、分布广泛的一个群体,构成了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中有的出入高档写字楼,有的奔波在城市边缘忙于生计,“毕婚族”宋月就是其中的一员。

宋月和老公王远在毕业后的一年里,过上了非典型的“女主外,男主内”生活。王远,选择了北京的一家事业单位就职,而他的妻子宋月,则进入了一家外资知名律所工作。

他们的分工很明确:王远负责拿户口,最好能赶上单位的“福利分房”,而宋月负责赚钱养家。他们期望用这种“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搭配,弥补各自工作的“缺陷”。

而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屋檐下,这种工作环境的差异却无时无刻不在区分着他们的生活状态。

“体制外”从业青年的生活

王远和宋月租住的两室一厅,选在了宋月公司附近。

每天晚上,宋月回到家时,王远已经把饭菜准备好,很多时候宋月只是匆匆吃几口饭,就又返回公司加班。有时候,宋月会羡慕王远“朝九晚五”的生活,工作压力小,还有编制和户口。也正是王远的户口让宋月觉得多了一份依靠,“要不是王远,我对北京的归属感可能就没那么强了。”

而在北京,像宋月一样在外企、民企、私企等企业工作或是自主创业的非公企业从业青年,其实正是城市发展的主力。共青团北京市委联合课题组近日的一份调研显示,北京市非公企业从业青年约为400.4万人(含个体工商户),占全市从业青年的59.6%,占企业从业青年的68%。其中,77.2%的非公企业从业青年是非北京户籍。

调研报告同样显示,非公企业从业青年月平均收入4413元。由于外地户籍比例高,租房成为非公企业从业青年在北京的主要居住方式,有74.5%的非公企业从业青年租房住。50.8%的非公企业从业青年人均住房面积低于20平方米,平均每月用于住房的费用为1805元,占该群体平均月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工作头几年工资不高,基本都贡献给租房和吃饭了,生存型支出比重高,娱乐、自我发展类开支几乎很少。”在宋月身边,很多同事和她的经历类似,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北京成为“北漂”,工作、住房、家庭等各方面的压力席卷而来,让他们感到“压力山大”。

事实上,与宋月就职的“高大上”外企不同,更多的非公企业从业青年集中在小型民营企业。

“管理方式和工作环境都没有外企专业,人员素质也参差不齐。”毕业后进入一家小型公关公司工作的严晨,对没能进入“体制内”至今仍抱有遗憾。为给客户做活动,严晨在两年内几乎跑遍了五环外的城乡结合部。在公司业绩永远是第一位的,末位淘汰制让她感受到竞争的残酷。“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抢到客户就好,很多人都不按规则办事。”严晨说。

体制内外,自己做出的选择

王远所在的事业单位,“工作两三年内结婚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王远觉得,自己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单位文化影响,“有了户口,工作也比较稳定,就会考虑成家立业,在这个城市扎根。”

而在宋月的周围,她是为数不多的“早婚人士”。由于普遍没有北京户口,宋月的同事们感到未来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并不一定会一直留在北京,买房置业也就不会过早考虑。普遍的想法是,先冲一冲事业,等工作有了起色再结婚。”宋月告诉记者,出于现实的考虑,她的同事在挑选伴侣时,多数会要求对方有户口,“因为这可能关系到未来的子女教育和养老问题。”

体制内外的差异,更体现在工作氛围和工作方式的不同,90后张朦正是在权衡之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今年6月,张朦刚刚成为一家全球500强企业的新晋白领,此前,她去了不同类型的单位实习,也包括体制内的单位。“在事业单位工作,所有方案都要领导层层审批,很多时间浪费在了等待审批上。但是在外企,即使是实习生,也可以有自己决定的内容,结果导向不需要事事报批。”张朦说。

最终张朦选择了这家外企,她觉得,体制内单位缺少变化和创造性,一切都需要按部就班,“编制”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对自己构成保护,另一方面也让自己产生了惰性。而现在的公司,盈亏由销量决定、受市场环境影响,这就迫使自己要不断学习,掌握新技能,“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能带来成就感”。

张朦记得新入职的时候,经理对她说过:“人生就好像是一道考题,按照参考答案去解,你永远只会做一道题。但如果是自己解出来的,那就形成了自己的方法。”张朦相信,哪怕环境变化了,经历了这种磨练,自己都会拥有安身立命的凭借。

尚待完善的劳动保障

“有一次听她们在讨论探亲假,说可以放在年假里一起休。这在我们小公司是难以想象的,老板不会明确不让你休,但是工作任务、业绩压力会让你不敢休、不能休。加班也是家常便饭。” 严晨和她在国企、公务员系统的同学聚会时,越来越深刻体会到这种身份差别带来的差异。

根据调研报告显示,北京市非公企业从业青年发展型生活存在安排不足现象,“生存时间”大幅侵占“生活时间”。受访青年平均每天工作8.8小时,每天用于通勤的时间2.09小时,两者相加约11小时,每天24小时,扣除吃饭睡觉等琐事时间,还有空余时间3小时,大部分青年表示上班比较累,上网(29.9%)、看电视(16%)、逛街(11%)是空余时间最常做的事情。可见,原本用于生活的休闲和充电时间,被忙于生存的时间挤占。

当严晨在通州住着“隔断间”的时候,她的很多事业单位的同学,还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里。严晨告诉记者,很多民企在劳动休假、医疗保障、社会保险等方面所提供的员工福利,与体制内单位相去甚远。

据了解,拖欠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等状况在一些小型企业普遍存在。

而受访的部分企业负责人表示,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员工劳动权益维护成本确实对企业构成压力。某创业项目负责人就谈到,以员工的住宿问题为例,宿舍区域会在无形中将企业责任范围扩大,所以一些企业多采用房补形式,不愿提供住宿,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也把一些压力转嫁给了企业。“我们也尝试通过争取户口指标,提升员工福利等方式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对于非公企业如何保持人才队伍的稳定性,这位负责人表示仍然非常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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