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丈夫认真地讨论了5次之后，刘喜，一个曾被人艳羡的北京市事业单位职工，最终决定放弃请育儿嫂，辞职回家带孩子。

“一个普通育儿嫂月薪四五千元，好点的上万元。我的工资刚够育儿嫂月薪的起线，不如自己带。”30岁的刘喜感慨如今“人力”价贵。

“有的月嫂好几万元一个月。”她把调查的育儿嫂和月嫂的价格发布在自己的朋友圈，引来白领朋友一片带“泪”的回复，好多人“摩拳擦掌”询问哪里找这工作去。

不仅仅是月嫂，近日一则《广东2014年工资指导价：高级餐饮服务员月薪2万》的新闻再次羡煞都市白领们。

在大城市，一些人们急需的消费服务业劳动力价格飙升，屡屡引起惊呼。在北上广深，人们常常感叹，月嫂、餐饮服务员、按摩技师、快递员等简单劳动低端劳动力如今已经成了消费不起的“奢侈品”。

“低端劳动力”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曾描述为“小企业小门店所吸纳的流动人口”。低端劳动力大多从事技能相对较低的体力工作。一方面人们生活所需，另一方面却和大城市的发展似乎“格格不入”，低端劳动力常常在大城市扮演着“又爱又恨”的角色。

愿从事简单劳动的人数量减少

“消费性服务业中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是世界性现象。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供求会发生结构性摩擦，某些服务业从业人员越来越紧缺，因而价格也会越来越高。”南京大学长三角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认为，供求失衡导致了一些低端劳动力价格上涨。

尽管中国是否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还存在争议，但是中国劳动力人口逐年减少的事实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14年，我国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1583万人，比2013年末减少371万人。这已经是我国劳动力人口连续3年下降，并且趋势有所扩大。农民工数量也在出现微妙变化。根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尽管农民工总数增加，但是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继续下降，由2010年的65.9%下降到2014年的56.5%。从长远来看，农民工的供给减少是趋势，而低端劳动力大多是农民工。

与此同时，愿意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力数量也在减少。知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分析说，当人们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没有了基本的生存压力，又脏又累的简单体力活很少会有人愿意做。

多个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意愿的调查都显示，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渴望融入大城市的他们越来越不愿意从事低技术含量的简单体力劳动。

此外，刘志彪指出，一些低端服务业长期受到社会歧视，也是年轻人不爱入行的原因。

由于供给短缺，大城市的“用工荒”近年来成了常态化。北京市职介中心2011年就发现简单体力劳动人员缺口最大。北京家政研究协会曾做过的一项调查则显示，全北京家政服务人员需求量达到121.6万人，实际服务人员只有53.78万人，总缺口达到67.82万人。

便宜服务时代早晚过去

“中国早晚会成为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普遍会比较贵，普通市民享受便宜服务的时代早晚要过去。”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陆铭看来，发达国家从事类似带孩子这种服务工作的劳动力是“奢侈品”。

然而，中国现在并没有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从事餐饮、居民服务等工作的农民工平均工资仅仅超过2500元。一些低端劳动力提前成为“奢侈品”，才出现了像刘喜这样的普通家庭惊叹保姆工资高的现状。

在多个公开场合呼吁大城市不应盲目限制低端劳动力的陆铭指出，来自家乡的“吸引力”和来自大城市的“排斥力”两股力量让低端劳动力离城市越来越远。

根据调查报告，尽管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增速分别比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高1.2和0.6个百分点，但是在东部地区和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工资水平仅仅相差200元左右。宋清辉表示，原本从中西部地区流入到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在自己家门口也能找到工资不错的工作，当然愿意离家近一些。

此外，国家近年来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投资，中西部地区吸纳本地农民工就业的能力持续增强。而国家惠农政策不断出台也使一些外出务工人员、特别是年龄较大的人重新回到乡间。调查显示，与2013年相比，2014年，西部地区本地农民工增长了4.1%。

在家乡不断吸引本地农民工的同时，大城市却在有意无意地“排斥”他们。“2003年以来，大城市房价增长过快，生活成本高企。”陆铭说，在客观原因逼退部分农民工的同时，大城市控制人口规模的措施也在“误伤”农民工。

据悉，随着大城市人口的快速膨胀，控制人口规模成了诸多城市的难题。在诸多控制人口的措施中，“以业控人”成为不少城市的主要选项。一些城市直接将“矛头”对准流动性强、可替代性强的低端劳动力。某市的一份关于“合理调控城市人口规模”的专题调研报告中就建议，政府应出台措施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此外，一些城市对农民工子女入学提出“苛刻”要求，则让不少农民工知难而退，陆铭认为，一些人为和体制上的问题，导致了劳动力不流动存在障碍，加重了大城市低端劳动力短缺的现状，进而推高了低端服务业劳动力的价格，结果让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被提高”。

不同技能人口应合理配比

“这种高价本身是非理性的，”陆铭认为，中国当前需要逐步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一些城市管理者应该摒弃“排斥低端劳动力”的思想。

有意思的是，在有意无意地“排斥”低端劳动力的同时，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在吸引高端劳动力，特别是在落户上给予政策倾斜。对此，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主任李铁表示，优质产业的进入也需要配套的低端服务产业，高端人才对生活质量的要求需要相应的低端服务业来支撑。

陆铭也认为，低端劳动力和高端劳动力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配比。他在近日公开发表的《盲目控制人口伤及城市自身》一文中列举了美国的研究数据：在一个城市里面增加1个高科技产业的就业，会带来5个其他行业的就业，而这5个里面，有两个是高端劳动力，如律师、医生，另外3个就是消费性服务业，如服务员或者售货员。

“这样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高技能人口和低技能人口的流动比例，其实就是1︰1，无论是生产环节还是生活环节，他们都是互补的。”陆铭说。

个案

月嫂许岚：“新知识永远要学习”

■本报实习生 任怡婷

5月16日早上6点，在北京西城区陶然亭路一小区，孩子还在熟睡，月嫂已经轻手轻脚地开始忙碌了。

许岚，东北人，49岁，干月嫂这行已经14年了。她非常红火，等待排队的客户已经预约到2016年，她的月薪让一般的上班族“咂舌”，26个工作日的月薪已经达到39800元。

初夏的清晨，7点时的太阳已经明晃晃，许岚已经把孩子一天的食物准备好了。“宝贝，宝贝，早上好！”伴随着轻轻的呼唤，小宝宝睁开睡眼，“咯咯”地笑了。一天固定的几次喝水、4~5次喝奶、带孩子出去晒太阳、和孩子互动等等都是许岚的日常工作。

不仅要照顾好孩子的身体，许岚还要肩负起培养孩子性格、早期开发孩子智力的重任，每天还要给孩子做早操、唱儿歌、背唐诗。除此之外，许岚还要给产妇做营养餐，指导产妇照顾孩子，帮助产妇下奶等等。晚上也要给孩子按时喂奶、换纸尿裤等，几乎是“24小时随时待命”。一天下来，几乎没有太多空闲。

许岚服务过的家庭有银行高管、汽车店经理、房地产公司经理等等，经济条件大多很好，很愿意为孩子付出，同时这些人通常工作很忙，很少有时间能在家陪孩子。

对于自己的高薪，许岚很淡定，她说，如今月嫂的要求也很高，知识、专业技能、经验、身体健康，甚至包括心理素质、医学知识以及普通话等等。月嫂在上岗前需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培训，照顾产妇、怎样给产妇和婴儿配营养餐、孩子容易出现哪些疾病等等。要想成为月嫂，还需要很长时间的从业经验。

晚上7点哄着宝宝睡着之后，许岚要开始一天的学习了，“我每天都会看书，自己买的专业的书，还有现在微信、网上都有大量新鲜的知识，这些内容都应该好好吸收。永远不要以为自己在这个行业中干了很多年就有很多经验了，新的观念、新的知识永远是要学习的。”好学、勤奋、专业，这正是她能一直保持优秀的原因。

许岚爱孩子，她说面对孩子的时候必须保持微笑，她甚至要求孩子的父母，如果不开心的话先在一边把自己情绪调整好再见孩子，孩子哭闹的时候大人一定不能烦躁。“孩子是很有灵性的，带孩子的人必须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