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除夕还有8天，在工友们陆续回家的当口，四川人阳彦良只身徘徊在太原。

“家，我可以不回，但老乡的钱绝不能欠。”

今年40岁的阳彦良，和老乡一起从四川农村出来打工，因说话算数、做事麻利，成了老乡们的“代言人”，他们组织了一个小装修队，踏实干活，安稳挣钱。

2014年，让他没想到，事业陷入泥潭。

账本，记的都是欠账

2013年末，他带着亲属、邻居在山西临汾建筑工地打工。次年年初，工程完工后，董姓包工头欠他们15.6万元工钱，并打了欠条。但始终未能还钱，年关将近，也毫无动静。

讨要血汗钱成了将阳彦良卡在年关的最深刻记忆。

一年多来，阳彦良已习惯于随身背着一个挎包，包里装满了他打工的账本、用工老板打给他的欠条，还有当初打工彼此签的协议。这些账本上密密麻麻地写满农民工的姓名、手机号码、银行账号和工资支付情况。

距过年没几天了，回乡的急切同讨薪的焦虑绑在一起，如烈火般烧得阳彦良满含羞愧——干活的人都是他带出来的，他这辈子可没欠过人钱！怎么回家面对父老乡亲？

讨薪路，曲折漫长

一年多来，他带着工友蜗居在太原的城中村，一直在讨薪。他们租住的民房内，几张床，一张方桌，一个煤炉，就是所有家什。他们一边打零工一边趁休工间隙去临汾找工头要钱，跑了几次无果。

一年中，包工头到哪，他就堵到哪，曾经为了找到人，跑到工头住的地方，顶着风雪，在路边停着的上百辆车中挨个寻找工头的车，为的就是站在车前，死等他出现。

起初通过见面、电话联系，工头倒也认账，表示工程没挣到钱，并承诺尽快给钱，渐渐地不光人没了踪迹，电话也无人接听了。

太原入冬很冷，阳彦良的房间里没有暖气，寒气从斑驳的墙壁中一点点渗透进屋……

打官司，救不了急

为了找到包工头，为了找到说理的地方，阳彦良和十几名工友先后六次前往临汾讨要工钱，并前往临汾市人社局寻求帮助。

最初在人社局的帮助下，找来了发包工程给董姓包工头的施工单位，但是对方称已将工钱支付给董姓包工头，不存在欠薪问题。

再后来，人社局告诉他去临汾市劳动监察支队，先后跑了三次，答复说打给他欠条的是包工头个人，属于经济纠纷。

一筹莫展中，他看到了山西省总工会帮助农民工讨薪的消息。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阳彦良立即找到了临汾市总工会的维权中心，寻求法律援助。在维权中心的帮助下，阳彦良开始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讨薪。

临汾市总工会维权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阳彦良，工会可以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由于劳动纠纷涉及工程转包，当事人不止一方，且公司都在太原，如果在太原起诉，效率更高，当事人便于维权。但在太原起诉，临汾工会将无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而律师费、诉讼费均要由他个人承担，仅此两项费用已过万元。

阳彦良还了解到，劳动争议要经过“一裁两审”，比一般诉讼时间长，就算裁决成功，对方还可起诉，最终几番折腾，且不说结果如何，一年半载的时间是要等的。

“这样的费用我怎么承担得起？既等不起，也打不起，还看不懂。”一件劳动官司如此复杂，涉及程序如此之多，法律文件如此繁杂，阳彦良头大了。

“工人要回家过年，打官司救不了我的急！”

等来年，他做不到

急困中，阳彦良暂时放下起诉的念头，一边琢磨如何走下一步，一边毫不犹豫地先用自己一年中挣下的辛苦钱，分别付给了跟他一起讨薪的几名工友，让他们先回家过年。“大伙陪着我一年了，别一起耗着，让部分人先走，工钱我来替他们要。”阳彦良有担当，可是同是打工者的他根本扛不住这副担子。

“我这点钱根本不够分，剩下的人怎么办？他们的年该咋过？”想着大伙对他的信任，阳彦良痛苦地抱头蹲在地上。

痛定思痛，拿着十几名工友按下鲜红手印的委托书，抱着再试试的心态，阳彦良和剩下的五名工友找到了山西省总工会，再次请求法律援助。山西省总答复可以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甚至先行垫付部分工人工资，但是需要人社部门为他出示欠薪证明。

看到事情有了转机，阳彦良又一次找到相关部门请求帮助，因为联系不上董姓工头，相关部门为其找来了分包工程给董姓工头的山西建筑总公司相关人员，同前几次一样，双方又一次坐下来商量解决方案。

最终，对方只承诺尽力帮助阳彦良寻找董姓工头，但欠薪证明无法开具。

什么时候是个头？为了找到包工头，为了要回自己的辛苦钱，阳彦良没想到自己的讨薪路会走得如此艰难。

在最近一次同阳彦良通话中，他告诉记者，目前身边的工友都走了，留下他只身在太原。大伙也劝他回家，说钱可以来年再要，可是他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