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西安欧亚学院、搜狐教育频道等联合主办的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研讨会暨“第四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当日，多位教育界人士建言，教育需要地方政府简政放权，减少对学校微观事务的管理，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千校一面”的局面未根本改变

“中国‘千校一面’的局面未根本改变”，学校浅表化和简单化，学校草根动力不足，自我发展能力没有建立，是当前教育发展当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原北大附中校长康健21日在北京作如上表述。

康健认为，经济利益和功利主义的利益加速了教育的规模化和集中化，同时也加重了学校教育的浅表化和简单化。从基础教育来看，大规模、“连锁店式”办学、“照搬移植式”的课程设计，并不利于学校教育生态，而中国的“草根”教育经验在萎缩。

通过考试来争得升学几乎是我们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甚至普遍的经验，通过抢夺生源甚至恶性竞争，甚至从地方学校升级到个人，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康健将其形容为“勺子长、铲子短”。就是自己不好好办自己的“铲子功”，反而是“勺子”越伸越长，有的甚至到了中考高考的时候不惜重金买好的生源，这种风气是不能发展的。

原美国卡耐基教育促进基金会主席厄内斯特·波伊尔说曾说，“学校规模多大为好？师生相识为好。”康健借这句话引出了对大班额大学校的批评。他表示，师资问题仍是制约学校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如一个班60多人上英语课，每个孩子在课堂上分享的时间资源和知识资源就远远不足。“通过师生关系和教学方式，可以看懂一所学校。”康健如是说。

新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卢志文表示，大面积的基础教育普及成就很大，但是当前的教育同样需要从“中国制造”过渡到“中国创造”，然而，大一统的管控体制下学校很难有个性。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银付进一步表示，进行教育治理体系的创新，要以“管理-办学-评价”分离作为基本要求。管理上的放权将为办学和评价上的创新提供空间，“牵一发而动全身”。

简政放权提高学校活力

不少教育专家都提到，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需要构建政府、学校和社会的新型关系。其中，学校的发展是下一轮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而提高学校的活力需要地方政府推动教育制度创新，简政放权。

实际上，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全国部分地方在教育治理现代化上正在做出探索。

据江苏省镇江市教育局局长赵珏介绍，简政放权核心内容是给学校，当地把副校长中层干部聘任权交给校长，这项工作大大推动校长的积极性。其次，压缩会议、教委对学校的检查和评比，连续两年减掉1/3。“我们确定三组试点学校，可以拒绝任何检查，拒绝任何会议。”

“学校千面统一，没有个性没有特色，这是我们政府管理的权太死了”，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教育局副局长郭金元如是说。他介绍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该区把人事权和财权下放给学校，与此同时，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的重组与内部决策，起到监督作用。

杨银付强调，管是基础，办是核心。管理上的放权能够给办学和评价的创新提供空间。当然，放权不是不管，而是要创新管理方式，更多地用用法规、标准、财政和信息服务，实现对学校发展的引导和支持。任何改革只有落实到学校层面，体现在学生和老师身上，这个改革才最终见到了实效。

“经验出在地方，经验出在基层，我们如果把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结合起来，我想这本身就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杨银付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也表示，简政放权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学校的活力，地方制度创新将是改变当前“千校一面”的重要因素。他期待，未来能形成一种更有包容性的体制，允许体制外的探索，以助力教育改革的推进。

简政放权是近几年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重要亮点，不过，《第四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研究报告》指出，目前的地方教育制度创新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热衷“政府责任市场化”，市场机制的引入成为各地方政府实现教育责任的重要途径，但并不能解决教育制度的公平性问题；“事权”、“财权”不匹配，导致“虚假”创新；将“治理问题体制化”，以“改革”之名固化原有利益格局等。

为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建议，要明晰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的教育管理权限和责任范围，明晰政府、市场和学校的教育管理职能，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履行政府责任，建立合理的教育公共治理结构；要调整政校关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倡导教育家办学，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关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