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等等此类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常被我们用来描写和讴歌教师，教师本来既是受人尊崇的职业，又是被誉为道德典范的职业。在西方，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然而，近年频频曝光的一些教师有失师道尊严、甚至涉及违法犯罪的行为，让公众对教师这一职业所具有的神圣光环产生质疑。

师德建设正当时

10月10日，有网友发照片爆四川美术学院某教授吃饭时“性骚扰”两位女生；10月12日，有媒体爆出北京一教师利用假期补课带12岁女学生3个月开房9次；13日，今年7月轰动一时的厦门大学教授“诱奸”学生事件再起波澜，当事女学生再次爆料相关事实引媒体哗然。当然，师德问题不只是涉及对学生的性骚扰甚至侵害。

早在2013年9月，教育部就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中小学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今年10月9日，教育部又出台《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有网友直呼“打脸”，也有教育人士为之“点赞”。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政策与教育舆论研究专家蒋建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加强教师群体道德建设的长效机制很必要”。他说：“教师行业与其它行业不同之处在于，教师自己就是‘教材’。”

教育部官网近期相关调查显示，关于理想教师形象的十大关键词中，“关爱”、“师德”、“博学”排名前三甲，一定程度反映了社会公众对重建教师理想形象的定位和呼唤。

然而长效机制如何建立？能有效缓解师德遭遇的形象危机吗？讨论中不同学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教育学者：多元治理与回归教育属性

教育学者熊丙奇表示：“‘师德红线’从根本上说，只是做一名合格教师的底线，而是提高教师师德的长效机制，不是加强师德考核，而在于在高校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学，让学校回归教育属性，让教师有教育和学术的尊严。”

熊丙奇指出：“我国当前高校教师队伍的问题，一是学校缺乏依法治校的氛围；二是行政治校导致教师群体急功近利，失去教育和学术理想，催生教育和学术不端。”因此针对高校“师德红线”中，提到的“招生、考试、学生推优、保研等工作中徇私舞弊”，“对学生实施性骚扰”，他说：“这些行为，不只是师德问题，而更是违法犯罪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应该由司法机关介入调查。”

当谈到师德建设长效机制问题，熊丙奇说：“真正提高教师师德的制度，是建设教师共同体，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把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的决策权交给全体教师，与此同时，学生有参与学校管理、监督、评价的权利。”

而蒋建华表示：“学校的治理除了让学生参与进来，可以在高校的管理委员会中让家长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监督管理”，以加强对教师和学校的监督。”

在熊丙奇看来，高校师德长建设关键在于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让利益回避意识和原则，贯穿在整个大学治理中，是防止高校腐败和约束师德的有效方式。例如“鉴于校长拥有行政权，而行政权可以影响学校的教育和学术资源配置，因此，从利益回避出发，学者担任行政职务之后，就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而在校长卸任后，可重新选择从事学术研究。”他说。

伦理学者：提升德性追求教育幸福

从伦理学的角度讲，师德建设即教师专业伦理的建设。教师专业伦理研究专家檀传宝说：“教师专业伦理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帮助所有教育工作者‘配享幸福’。”除了外在的制度的约束，通过制度化的手段进行师德的教育、宣传，教师自我的师德提升是保证师德建设的重要机制。

他认为，从师德提升、专业伦理的建设角度看， “公正和仁慈是两个最重要、最基本的伦理原则”。

师德建设长效机制中，师德教育和宣传必须突出这一原则。从伦理学的角度讲，教师道德提升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实现四个公正。首先是自身的公正。“教师最好的道德形象应该是幸福、美好、能够展示道德生活的优雅”。他继续讲道，第二个公正是指同事之间关系处理时的公正，第三是指公正地对待学生的公正，第四个是对待社会的公正。

在他看来，配享教育幸福的师德的成就，让教师树立对“社会的公正”意识很重要。“如果你不认同教育行业，就请你走开，不要占着神圣的教育岗位。别人不能侵犯你的岗位，但是你自己也不可以侵犯它！这也是一个对社会公正的问题。”

社会学者：关键要看是个人失范还是社会失范

正当舆论中各方激烈争论当下师德滑坡导致形象危机之时，有学者给出了不同声音。社会学者张网成表示：“师德失范既是目前的一种社会事实，同时社会又要警惕不要把小概率事件放大化。”他说：“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一定的越轨行为，”但界定某一社会现象是不是社会病时，是看 “越轨行为是个人失范还是社会失范”。

在解释当前部分教师的失德行为时，他说：“在社会急剧变迁和转型时期，往往会出现部分社会成员的越轨行为，而一些教师的失德行为甚至违法犯罪行为正是这一社会过程中部分社会成员行为失范的局部表征。”

在他看来，师德的问题既有事实的部分，同时也间接折射出当下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信任的危机。他说：“这是社会由此前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过渡时出现的阵痛。传统社会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信任靠的是熟人间的人际信任，而现代社会陌生人间依靠制度信任建立联系。”

显然，在当下“制度信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加之媒体传播中的渲染，部分社会成员越轨行为的负面影响往往由于个人职业身份而波及整个职业群体。因此，在他看来“师德危机”背后一定程度是由于部分教师的不良行为导致整个教师群体被“耻辱化”。“医生群体、公务员群体都有类似现象。”他说。

对于师德建设的长效机制问题，他表示：“制度规约的透明化执行是关键，不能为行政级别、人情关系左右，而被差异化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