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立战争”到“联合王国”

2014年9月18日，苏格兰将就是否独立举行全民公投，而这个9月，也正是班诺克本战役700周年。此役是苏格兰历史上第一次独立战争的决定性战役，以苏格兰首席大臣萨蒙德为首的“独立派”将公投日期定于这一时间节点，显然意在激发苏格兰人的历史记忆与民族情绪。

与英格兰主体民族盎格鲁—萨克逊人不同，苏格兰人大多是凯尔特人的后裔，而后者定居不列颠岛的时间要比前者早至少10多个世纪。公元9世纪，苏格兰和英格兰各自形成了大致统一的国家。

从13世纪末到14世纪中期，为了抵抗英格兰的入侵，苏格兰进行了两次“独立战争”。因电影《勇敢的心》而广为人知的威廉·华莱士的故事，以及前文提及的班诺克本战役，就发生于第一次独立战争期间，而苏格兰历代先王登基时所站立其上的“命运之石”，则在战争中为英格兰所夺，并在此后700年中被置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英王加冕座椅下。

但是，英格兰从未彻底征服苏格兰，苏格兰也一直骄傲于自己“不可征服”的光荣历史。由于王室联姻，1603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临终前指定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为英格兰国王，后者即位后改称詹姆斯一世。英格兰王国与苏格兰王国从此形成共主联邦，这种状况随着英国王室的血统传承延续400余年，现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仍以詹姆斯一世直系后裔的身份成为苏格兰王国法定君主。

由于17世纪时苏格兰与英格兰已开始进入议会政治时代，因此两国的正式合并实际上完成于《1707年联合法案》。根据《法案》，英格兰议会与苏格兰议会正式合并，两个国家去除独立称号，改称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不过，由于联合王国议会开会地点在伦敦，因此一般认为这也标志着存在了800多年的苏格兰王国从此消失。

但是，这份签署于307年前的《联合法案》从一开始就在苏格兰引起了极大争议。由于《法案》签署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苏格兰议会远征殖民巴拿马计划失败，急需英格兰资金的支持，所以当时的苏格兰大诗人彭斯就直指议会将苏格兰“卖了出去”。一战前后，沉寂已久的苏格兰独立思潮随“民族自决”的观念再度出现，并在二战后发展成为以苏格兰民族党（SNP）为核心的政治运动。其中，1950年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四个主张独立的年轻人从威斯敏斯特教堂把654年前被夺走的“命运之石”偷回到了苏格兰。虽然第二年它就被英国政府找到并收归原处，但此事却颇为苏格兰人所津津乐道，并在前几年被拍成电影《命运之石》。

从法律“后门”到议会政治

苏格兰独立公投的法理依据十分复杂，但从根本上说，还需溯源至奠定联合王国基础的《1707年联合法案》。根据《法案》，大不列颠是苏格兰与英格兰这两个平等主权国家的“自愿联合”——或者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言，是苏格兰与中央政府的“政治联盟”。既是“联盟”，那自然与一切“契约”一样，存在退出或废止的可能，这也是英国财政部长奥斯本多次在公开发言或辩论中将苏格兰的独立比作“离婚”的原因所在。

除了法理上为“独立公投”所保留的“后门”之外，英国的议会体制与政党政治也对苏格兰独立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不小影响。时间退回到1979年，那一年工党为了吸引苏格兰的选票曾就“是否成立苏格兰议会”进行了一次公投，但因赞成者没能超过公民总数的40%而未获通过。但到了1997年，由工党提出的同一议案，却在公投中获得了高达75%的支持率。之所以出现这一惊人的现象，有分析认为与此前10余年中保守党内阁——尤其是“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执政密切相关。

保守党执政期间对苏格兰独立诉求的坚决反对与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苏格兰民众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一是使得整个苏格兰社会急剧左倾，而保守党则名誉扫地；二是激化了苏格兰民众对中央政府的逆反情绪，甚至产生了深刻的不信任心理。

2010年，保守党在时隔13年后再度执政，苏格兰民众几乎立即做出了反应——只不过，这次他们选择的不再是工党，而是更加本土化也更加左倾的苏格兰民族党（SNP）。苏格兰的民意变化固然与布莱尔内阁的伊战政策损害了工党形象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因为苏格兰人已经看透，在英国其他地区对保守党持续“偏爱”的情况下，想要靠苏格兰在下院650个议席中总共所有的59个议席保证话语权，怕是难上加难。既然如此，与其充当工党的“票仓”，不如尝试改变游戏规则，甚至自己说了算。

讽刺的是，最终给苏格兰独立公投放行的，不是工党内阁，而是出自保守党的首相卡梅伦。其实，他的做法细究之下也不难理解。一方面，与其长期忍受苏格兰民族党“敲竹杠”，不如在其准备就绪前搞突然袭击，“豪赌”一把；另一方面，万一苏格兰真的独立，保守党顶多失去仅有的一个议席，但对反对党工党来说，失去的41个议席占其下院议席的16%。

从现实利益到国家认同危机

说到底，数百年前的历史记忆太过遥远，政客的博弈算计也只是提供了可贵的契机，苏格兰独立的真正基础还是民众的利益诉求和愈发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

上世纪70年代，以滞胀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严重损害了英国、尤其是苏格兰地区的工业生产，而随后整个80年代里保守党内阁为了摆脱危机所推出的“去工业化”、“削减福利”政策，更是雪上加霜，对苏格兰的传统经济部门打击极大，至今难以恢复。因此，苏格兰民众对保守党及其主导下的英国中央政府的排斥与怀疑，绝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而是对自己的切身利益可能再次遭受损失的担心。

在不满于中央政府的同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北海石油开采所带来的巨大收入让苏格兰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但作为联合王国的一分子，苏格兰人“紧邻”却不“拥有”石油收益，后者产生的巨额收入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控并用于整个国家的现实，让苏格兰人倍感不平。而周边条件类似、但却享有独立主权的北欧小国，则因其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而成为苏格兰人所追慕与效仿的对象。

经济利益的考虑固然是促发苏格兰独立诉求的核心因素，国家认同感的下降也确实在暗中发力。过去30年里，苏格兰选民对英国政府的认同和信任逐年递减。有调查显示，20世纪70年代，39%的苏格兰人认为自己英国人的属性高于苏格兰人，而2013年这一比例降到了23%。

除政治经济环境与英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外，苏格兰民众国家认同感的下降还与片面强调公民个体权益，甚至以“想象的共同体”为名解构国家的“后现代政治观”不无干系。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这一思潮流布渐广，并有从学界进入民间话语和现实政治领域之势。在此意义上，有人将此次苏格兰独立公投称为“一场‘后现代’的政治实验”，或也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