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7岁的那年隆冬，自己一个人走进位于天津市五大道的民园派出所，去销户口。民园是地名，民园体育场在上世纪足球甲A年代是天津泰达队的主场。早年这里是英租界，环境非常好，至今，仍是天津市最金贵的区域，全部是小洋楼，保持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风貌。我从小住在这里，并没有太多的感觉，一旦要离开，就有些舍不得了。

非常利索！在我的印象中，那个年代的警察叔叔很厉害，小孩哭，大人说警察来了，哭声立止。我从来办事没如此痛快过，人家也不多问，接过就办，几分钟后，原来那种黄色纸皮户口本上，在我那一栏上，已写上“迁出”并盖章，另一张纸是户口迁出证明信，单独交给我。就这一张薄纸，分量沉重，一家人，从此两离分。走出派出所，哑然失笑，好厉害的小衙门口，真乃将人“派出”之所。望着熟悉的街道，我无语，偌大的城市，从此再无我立足之地了……

中国的户籍制度，最早主要是为了征收税赋，后来变化内容繁多，更主要的功能变成了把人管住，待在一个地方“不许动”，到现代，尤其不允许人们从乡下往城里移动。此事复杂，非一句两句话能说清。但到了上世纪50年代后，众所周知的是：户口—命根，如影随形，如枷如锁，伴人一生，不服不行。黎民难逾雷池一步，生存繁衍亦由它定夺七分，而非三分。比如当时动员你上山下乡，关键结点就是销户口。户口一销，就无人搭理，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因为，从此你没有口粮，也不可能找到工作，往下，更谈不上在城市里搞对象成家等等……

那时户籍制度对农民尤为不公。同为公民，农民还要缴公粮出义务工，但得到的社会福利，却远不及城市人。而若想从农业人口转成非农业，说登天，一点也不为过。我的户口从城里人变成了某县某公社某大队的社员后，历时5年，有幸去上学，户口到了学校，自己则见不到。毕业有了工作，户口又入在单位，单位在城郊乡镇，又为乡镇居民。直到1978年底我结婚成家，有幸拿了那一页纸，在热河老城一派出所上了户口，才成了承德市市民。想一想，得到这安身之感，其间竟历时10年。我还是运气好的，多少人销了户口后，就再无转入城市的机会。

中国的改革走了30多年，终于在户籍管理上有了重大的变化。其实，人民对此期望由来已久。1978年《光明日报》副刊发表小说《调动》，轰动一时，写的就是两地分居的夫妇为工作调动和户口迁移历尽艰辛。可能是此事关系重大，直至今日才有突破，这既表明了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又表明当下经济发展有了承受能力，同时我们也有了面对户籍改革后形势的自信力。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小学生会大量增加，城市必须让学生有学可上有书可读，前一阶段小学每班八九十人的情况，说明准备不足的问题是存在的。

我以为，户籍改革又绝非只是单行线，只是扩大城镇人口，而应该是双向的有进有出。城门大开，为的“有人要进城，也有人要出城”。如今不少农民进城，农村房舍空闲，城里人想来农村“住”，可有些事政策又不允许，于是大家就只能挤在城里买高了房价，争抢吸雾霾空气。我想，这种情况会在今后的改革中得到关注并有所突破。但眼下，我们还是先为打破城乡“二元化”欢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