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上万盏被许下同一个心愿的孔明灯缓缓升空，照亮群山环绕的皖西小镇毛坦厂。

几个小时之后，当清晨的阳光照亮山坳，在鞭炮骤然齐鸣中，商户自发送考成为最厚重的仪式。

这一刻，极具戏剧性的场面达到高潮。在小镇中学的那棵古树下，成百上千的家长举起高香，虔诚膜拜，祈祷自己的孩子实现人生的逆袭。

这就是传说中充满神秘色彩的毛坦厂中学。年复一年，上万名应届考生和几乎同样多的陪读家长，心甘情愿地跳入这座压抑一切欲望的“亚洲最大高考工厂”。

大别山深处，皖西小镇。四面环山，山坳是一处平坦之地。

镇子不大，历史却悠久。早在元代，这里因青草丰美，水源充足，遂以“茅滩场”之名建起皇家马场，同时成为小镇的称谓。

历史绵延，“茅滩场”渐渐变成了“毛坦厂”。虽因谐音造成诸多购买毛毯的误会，小镇上最有名的工厂却从不生产毛毯，因为它只生产一种产品——高考考生。当年被视为养马的自然之地，如今被看做是隔绝欲望、专心备考的最佳环境。

这个初夏，《舌尖上的中国》播出第二季，一对母女的故事，让难以计数的电视观众第一次知道了毛坦厂中学，也被90个高考班近万名考生的艰苦跋涉深深震撼。

每天中午，都有几千学生在学校门口用餐，送饭的是他们的陪读父母。白嫩的豆腐和丰腴的五花肉，浓油赤酱，鲜香可口，这是母亲为女儿高考前准备的最后一餐。

当电视屏幕出现这样一幕时——送考前夜，上万盏孔明灯从教学楼围成的天井里缓缓升空——毛坦厂中学已经被牢牢打上“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烙印，骤然站进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争论的舆论沸油之中。

从茅滩场到毛坦厂

从合肥驱车向西，下了高速转道乡村公路，远处青山，近处农舍，青田藕塘，一派田园景致。随着山隘逐渐收窄，毛坦厂猛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商铺叠立，人声熙攘，刺棱棱地打破乡野的静谧。

不大的镇子，二三层高的楼房栉次鳞比，紧密地不浪费一丝空间。水泥色的房子，朱红色油漆两开大门内，很多人家在中堂墙上悬挂着大幅的伟人画像，甚至还会摆上供案，新鲜瓜果在红色长明灯的映衬下，总有与这个时代脱节的恍惚。

屋子内的伟人与毛坦厂中学后山上，那尊巨大的伟人雕像遥相呼应，站在任何一间民房的天台，那都是无可回避的“风景”。

除了毛坦厂中学，小镇还有一所主要招收复读生的私立金安中学。这是2005年，毛坦厂中学与一家私立学校联合成立的，主要接纳补习生，两校相对独立，教学资源共享，但人们更愿意习惯地统称他们“毛中”。

6月底的一天，闷热难熬。临近中午，所有的小摊主严阵以待，热腾腾的盒饭配好美味的菜肴，价格不等的烤串随时可以在滋滋作响中送到学生的手上。一旦下课铃声响起，穿着蓝色校服饥肠辘辘的学生们，就会源源不断地光顾。

在整个小镇的商业经营中，一天里的沸腾时刻，都跟随着考生们的节奏。第一次是凌晨5时30分，第二次是中午放学，第三次是下午放学。当然，到了夜里23时左右，学生们结束晚自习后的加餐，还会让小镇再一次喧嚣起来。

小镇上，几乎每一家临街的门上，都标着“学生房出租”的字样。曲折迂回的小巷深处，幽蓝的玻璃窗内，从几平方米到十几平方米的蜗居里，为高考奋斗着的学生和家长，过着局促的非正常生活。

在这里，房子的租金按学期计算，从10年前的几百元钱，涨到现在的7000多元。“这么贵了，还是要提前下手，厨卫齐全的房子，一放出来就有人订。”一位陪读家长说。

每到开学季，镇上十几家宾馆几乎都住满了人，“没房了”，这是宾馆服务员最常用的回答。如果不提前预订，赶在饭点能不能在像样一点的餐馆吃到一顿饭，还要看运气。

而在高考前夕，当上百辆大轿车载着近万名考生回原籍参加高考，镇上的商户都会不吝巨款，花费几十万元购买鞭炮，为考生送行助威。

对于5000多名小镇“原住民”来说，毛中像磁石一样吸引来的外地学子，就是发财致富的最佳商机。今年，毛中的学生总数接近3万人，教职员工、陪读家长的数字同样可观，大约5万多人集中在3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山坳里的农户人无须外出打工，只要加盖几层楼房用来出租，便可安心收钱，日子过得自在轻松。

为了避免小镇陷入瘫痪，当地修建了3.5千伏的变电站和50亩垃圾填埋场，还有一座5000吨的污水处理厂。即便如此，过多的外来人口依然让小镇难以负荷。停电是常事，有限的地下水也频频拉响警报。

在毛坦厂的商业链条上，唯一罕见的是网吧和歌厅。

据说，早几年的时候，小镇上曾经出现过一间网吧。然而，在担心孩子被“带坏”的众多家长们的强烈抗议下，网吧最终没有得到工商部门的经营许可，不得不关门停业。

从那时起，小镇的生活与“高考工厂”的节奏彻底吻合。

到毛中“干一场”

司徒兴华是2003年的毛中毕业生。在他离开后的11年间，他的母校已经演绎成一个高考神话——每年上万人参加高考，“本科上线率高得惊人”，达到八成以上。

李军辉的毛中时光正要步入高三。为了考上一所好大学，这个17岁的合肥男孩先是转到六安市的一所重点中学苦读，又在高一年级的下学期，决定到传说中炼狱般的毛中“干一场”，借着高考的跳板，拼出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当那个被加重音的“干”字，从安徽人口中发出，浓重的色彩，准确地表达了众多学生和家长赴考的决心。他们从省内外的四面八方来到这个不起眼的小镇，从金钱到时间，全部倾囊付出。

司徒兴华至今记得10年前的那一幕——父亲花了1万元，让他进入毛坦厂中学借读，就连上课的座椅都是自己买的。第二天早晨5时30分，从一曲《小城故事多》开始，一阵急促过一阵的音乐广播响彻校园，住校生迅速起床，紧张的一天就此开始。

在司徒兴华求学的年代，午饭自己蒸，用水自己打，衣服自己洗。夏天热，还是平房的教室里没有空调，全身被汗湿透；冬天冷，阴森潮湿又没有暖气，冻得人牙齿都在打架。

这样艰苦的生活，今天的李军辉已经无从体验。如今的毛中，教室里安装了空调，食堂提供热腾腾的饭菜，就连操场的跑道也铺上了塑胶，尽管很少被允许去那里玩上一会儿。

一座竣工两年的“补习中心”砖红色教学大楼里，专供补习生使用的50多个教室里，被挤得满满当当。上百名学生的大班，老师必须要用扩音器上课。早年盖起的教学楼，拥挤的教室里，不到半米宽的桌椅，让学生之间彼此紧挨。

在这个文气的省城少年的学习作息时间表中，节奏与10年前似乎毫无二致。“中午只有30分钟的时间，不赶紧跑下午就要迟到。”李军辉的时间是这样掐算的——下课铃响，从5楼的教室飞奔下楼，尽快赶回学校附近的出租房，吃饭，再以同样的速度赶回学校。一来一往大致需要25分钟，留给吃饭的时间被精确到5分钟。

幸运的是，李军辉的四姨退休后主动提出陪读，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出租房里为孩子备饭。掐算着孩子快回来了，她就赶紧把饭菜准备好。“最后一年了，越来越关键，后勤必须要保障好。”这样的生活，一直要持续到高考前的最后一天。

匆匆扒拉几口饭，李军辉必须马上赶回教室，因为“迟到了老师要弄你的”。刚来毛中时，李军辉第一次迟到，在全班近百人面前被班主任体罚，还要写悔过书，“感觉到脸上没光”。于是，那次迟到也成了李军辉的最后一次。

曾经，有同学因为迟到，被老师惩罚，“屁股都被打裂了”。目睹这样的场景，李军辉并不觉得有什么大惊小怪。“来这里就是为了提升高考成绩，老师严格要求都是为了我们好呀。”

应试教育的题海战术，严苛甚至变态的纪律管制，这便是毛坦厂中学创造高考神话的两个秘诀，并且赢得了家长们的高度认同。在李军辉的母亲李敏看来，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毛中的教育方式，儿子的变化简直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收获”。

“以前他回家了就自己在屋子里打电脑游戏，学习上不自觉。现在，电话里经常说学校里的事情，自己学习也非常主动了。”李敏这样评价自己的儿子。尽管，在这个母亲的账本上，一年半的毛中就读，这个普通工薪层家庭已经为此额外花费了4.5万元，但这一切只要能换回考上大学的结果，都是值得的。

离开毛中11年后，司徒兴华现在是一家著名汽车厂家安徽片区的经理。他始终觉得，毛中的那一段时光，那么艰苦的生活，那么艰苦的学习，恰恰给了自己足够的自信——“人生路上，还有什么吃不了的苦，扛不住的压力？”

即将升入高三的李军辉，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4个小时。男孩说，早上闹钟一响，自己马上就能起床。课间时，班上的同学几乎分秒必争，只要趴下一秒就能入睡。不过，即便是这样争分夺秒的小憩，后来也被班主任禁止。“老师说，会影响下一堂课的质量。”

需要好好“干一场”的不止学生，还有或千上万的陪读家长。他们放下手里的工作，来到小镇加入陪读大军。一天做好饭，是最重要的工作。孩子不在时，陪读的家长们百无聊赖，男人闲聊打牌，女人在一片空地上跳广场舞。更多来自农村家境不好的人，也会到制衣厂干临时工，或者受雇于哪个餐馆帮厨，补贴一下家计。

在高考这个唯一的目标前，无论是学生、老师、学校还是家长，都暂时收起了那个曾经的“我”，自我改造为一个远离所有生活欲望的“新我”，心甘情愿地跳进枯燥旋转的高考魔盘。

“孩子考上大学就好了。”这是家长在乏味单调的生活中，最大的动力。三年高中，或者一年复习。学生和家长们内心紧绷着的那个时间点，当然是高考。似乎进了大学后，人生就此可以高枕无忧。

古树寄托的“神话”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鞭炮在小巷里猛然炸开，刺耳地划破夏日午后的小镇时光。

一对夫妻携带女儿，在巷口的香火摊上付出百元大钞，请了高香火烛。一阵炸响过后，夫妻俩面向从院墙里面伸展出少半部枝桠的古胖柳树跪倒在地，三叩首，上高香，然后，默然离开。

6月29日，高考成绩刚刚放榜不久，考生和家长便潮水般回到毛坦厂中学，为这株被神化了的古胖柳树虔诚叩拜。

半个多月前，就在高考前夕，他们也像今天一样，曾经在古胖柳树前跪倒、叩首、上香，许下祈求孩子考上大学的愿望。

阵阵鞭炮，柱柱高香。许愿，还愿。口口相传，这颗古柳树成了越来越神秘的圣物。

生长在毛坦厂，也从毛中毕业的江余知道，这棵柳树不过是镇子保留下来的两棵古树之一，十年前，他曾在树下看着书本打盹，根本弄不清楚什么时候竟然变成了神树。

不过，古树带来的商机是实实在在的。每年不到6月，毛中院墙外紧贴着古树的地方，就会搭起一个焚香池，香火摊则绵延百米。

小镇青年张军会和其他人一样，早早地占据上一个摊位，各种祭拜用品可以一直卖到高考放榜之后的几天。“学生和家长需要啥，咱就做啥生意，挣钱就行。”

到底是先有生意才有祭拜，还是先有祭拜才有生意，就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千古谜案一样，早已经没有人追问了。反正，家长们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拥挤着加入毫无厘头的祭拜人流中。

其实，早在决定倾家荡产也要供出一个大学生的那一刻起，这样的无意识就死死缠住了选择陪读生活的家长们。

6月底，考生返校填报志愿。教学楼里，指导学生家长填报志愿的大喇叭喊个不停。

此时，高一高二的学生还在上课，校园内外照例站满了等待孩子下课的家长。大喇叭里传出的信息，让这些大多来自农村的家长兴奋不已，仿佛看到自己孩子的未来。

坐了两个小时的长途车，刘根宝终于在下课前赶到了毛中，手里拎着重重的一箱牛奶和一袋子苹果和葡萄，抬起头目不转睛地死死盯着教学楼上女儿教室的那一层阳台。随着一声铃响，学生开始涌出，他很快找到了自己女儿，只是女儿并未意识到应该赶紧接过父亲手里的重物，依旧和另一个女孩闲聊。

刘根宝在常州打工，一年回家的次数有限，但每次回来，一定要到毛坦厂看一眼女儿。价格不菲的学费和生活费，对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村男人来说，并不是一笔轻松的支出。但是，像大多数挤破了脑袋送孩子到毛中上学的父母一样，他百分百地坚信，只要孩子能考上大学，父母再苦再累都值。何况，只要上了毛中，很少有孩子会落榜而归。

2014年6月24日，高考放榜日。两天后，毛中高考班正式对外招生。按照上一年高考成绩的高低，一个复习生需要缴纳的复习费最少的9500元，最高的则需要超过5万元。

6月29日，记者来到金安中学门前，“招生已结束，后期也不再招收学生”的通知赫然入目。短短两天，47个班上万名额全部报满，学校预计收入过亿。

在舆论的漩涡中，支撑这一招生奇迹的是毛中又一次续写的高考神话——2014年，本科达线人数突破1万人。

这样的数字，几乎可以让所有望子成龙的家长失去理智。

无人留意他人世界

疯狂背后，那些无法忍受严苛重压而选择轻生的孩子则被遗忘。一旦意外发生，那片呈现了生命之轻，青春之殇的血腥之地，很快就会被打扫干净，就像从未发生过什么。

“有人想不开，也是极端个案。去年有个女孩跳楼了，这怪谁呢？”李军辉的神情，看上去过于轻描淡写，仿佛一切与己无关。“你要有强大的心理，不要被什么东西打败。”

尽管如此，这位腼腆的少年并不否认毛中生活的枯燥和寂寞。

不到半米宽的书桌前，每天要枯坐16个多小时，这让很多学生都患上了痔疮。由于极度缺乏运动，李军辉的体重一年间增加了15公斤。

几乎每堂课，老师都会发下厚厚一沓卷子要求立刻就做。下一堂课，又是厚厚一沓。“感觉就是永远都做不完。”

近百人的教室里，很少有人交头接耳。安静学习，这是毛中学生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更令人内心惶恐的是，不知道身边的哪个同学是班主任的眼线，他们随时上报任何违背毛中规则的人和事。

“早恋？绝不可能。别说女孩了，连男生之间都很少交流。”李军辉知道，人人心中唯有高考的毛中生活，注定不会为他留下什么美好的同学情谊。“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除了学习就是学习，同学之间没什么新鲜话题好讲。更何况，时间安排这么紧张，几乎没有交往的机会。”

坐在10平方米的出租房里，李军辉使劲想了半天，“有一个同学算朋友吧。他也是合肥来的，我们之前就认识。”极偶尔地，李军辉会打电话问问是否有空见个面，如果对方有学习安排“就算了”。于是，尽管就读于一所学校，两个少年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中运转，无心留意他人的世界。

6月29日，毛中一栋教学楼的门廊处，高考倒计时已经停留在“0天”。但墙上贴着的红色铜版纸，高三应届生月考光荣榜名单依然给予低年级学生以厚重的压迫。冰冷数字代表的成绩，就这样赤裸裸地提醒着每一位路过的学生。

另一面墙上，则是各个班级的誓词——“一百天，可以改变一生”，“鏖战百天，绝不放弃”，“为了胜利之音，我们努力；为了成功之花，我们拼搏”……热血之词，华丽而一致。

学校的管理体制中，竞争无所不在。老师也毫不例外。

“有钱了”的毛中，招聘教师的报价已经到了10万元。由于教师的生活与学生一样枯燥严苛——譬如班主任有权力随时“炒掉”任何任课教师——只有那些从毛中走出去的农家子弟，才愿意回到毛中任教。作为回报，教师们不仅在小镇上拥有最高的社会地位，还有每年高考后被传说得越来越夸张的丰厚奖金，足以让他们能够买得起小轿车。

一个有关毛中校长的故事，在坊间流传。已经升任区教育局长的老校长，参加政协会时，自我介绍现职，无人理会。而当被补充介绍“毛中老校长”后，人们便立刻蜂拥而上自我介绍相互寒暄。

“家家都有孩子，没准哪天需要这种关系。”也是老师却任教于毛坦厂另一所公立初中的汪老师这样说。

在毛中学生的眼里，老师们甚至比他们更辛苦。“我们不迟到就行了，但班主任永远都要比我们早到。”李军辉几乎没和老师有过什么私下交流，他们彼此的关系，仅仅停留在课堂上。

一轮高考结束，新一轮还未启动，这是小镇一年中难得的喘息时光。家长们开始寻找更便于孩子学习的出租房。

毛中围墙外的油坊街，身穿校服的男孩两手空空走来，身后，母亲用扁担挑着沉重的行李步履艰难，露出痛苦的表情。

记者追上去问：“他是你妈妈吗？” 男孩被这意外打断，愣了一下，犹豫片刻嘴巴里含混出一句：“我干不来这些事的，我不是这种人。”母亲放下担子，刚刚负重之下扭曲的脸上，顿时无比诚恳地笑着为男孩开脱：“他没力气，我有气力能挑动的。”

除了成功，关于做人，老师的传道作用微乎其微。李军辉努力地回忆这两年来，老师不断提醒他们最重要的一条法则时，沉思半天终于总结道——不要作弊。“要是不诚实，那分数就是0分了。”

李军辉这样的城市孩子，尽管在毛中已经越来越多，但与大多数来自乡镇农村的孩子相比，还只是少数。对那些父辈大多务农或外出打工的农家子弟来说，上不了大学，就要去打工，人生的选择并不丰富。在那个所谓的人生目标前，一切与分数无关的东西，都变得无足轻重起来。在高考指挥棒下，这些家境平平的家庭，不惜代价努力赢得未来的选择。

必然消失的毛中？

在安徽，毛坦厂中学声名显赫。“让不让自己的孩子上毛中”，越来越成为一个让太多家长纠结的话题，并且被涂抹上阶层分离的色彩。

毛坦厂镇人江余所在的合肥这家大型国有企业里，很多职工都选择把孩子送到毛中去。同事李敏的儿子李军辉，就是他一手帮忙办成了借读毛中。

6月28日，李敏被朋友董玲缠住了，不得不详细介绍李军辉在毛中的学习情况。董玲的儿子刚在合肥读完高一，老师的评价是“聪明但不用功”。听完李敏的话，董玲几乎“有90%的倾向”，要把儿子送到毛中去“干一场”。“我儿子的情况，就需要毛中这种高压方法来好好管管。”

一边是高考成绩的神话，另一边是越来越多的质疑，让类似董玲这样的父母都陷入过深深的纠结。董玲的一位领导也曾想要把儿子送进毛中，犹豫再三后，最终还是选择送儿子出国，“不能让孩子变成一台麻木的学习机器”。

“有钱有权的，可以送孩子出国。像我们这种工薪阶层，条件一般，没得选，只能让孩子去‘干一场’。”李敏知道，就算毛中是学习炼狱，自己的儿子也只能学会适应。毕竟，高考可以改变命运，容不得有半点闪失，再大的代价都必须承受。

“毛中现象是现有高考制度下的产物，但它一定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衰落消失。”在省政府任职的李处长刚刚完成公务员招考工作，面试的经历让他痛感应试教育的尴尬。那些明显通过大量应试培训的考生，让考官们乏味到昏昏欲睡，“答案都一样，考生都没有自我。”

已经鲜有人知，坐落在毛坦厂李家冲村的一家军工企业，曾是这个小镇的“引擎”。那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进驻到镇上的企业。彼时，毛坦厂的生活频率，跟随着辉煌的工厂展开，一如今天，小镇的节奏跟随学校一样步调一致。

不过，汪老师毫不犹豫地否定了“毛坦现象必然消失”的结论。“只要高考需要分数，‘高考工厂’的出现就无可阻挡。”

皖西山坳的毛坦厂镇，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

古胖柳树的鼎盛香火绵延不息，枯燥严苛的备考生活摧残个性，却又在抑制欲望的同时培植着梦想。

中国教育的哀愁，随着成千上万盏孔明灯在夜空游荡。它们可以照亮大别山的山坳，却照不亮万千学子随波逐流的成长盲途。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