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长达5页的A3纸上的行政审批“长征图”，让刚刚结束的海南“两会”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海南省人大代表邢诒川“晒”出他制作的“行政审批长征图”，详细记录了一个投资项目从前期策划到办完手续，需经过30多项审批，盖上百个章，全程最少需要272个工作日。

“事实上，‘办事难’、‘盖章难’的现象在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近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一些行政审批改革“砍掉”的审批事项中，存在着含金量不高、核心部分尚未触及的现象。

记者在随后的走访中也发现，尽管中央推进行政审批改革的力度空前，但仍有个别地方和部门审批下放权力“无关痛痒”，有行业依然面临着一个项目需要多家部门审批、过程如走“长征路”的现象。

掌权者“向自己开刀”的难度

2000年以来，海南省先后7次取消、调整行政审批事项600多项，省级行政审批事项从1300多项精简到711项。2008年，海南省政府设立政务服务中心，通过行政审批“三集中”改革将审批推向窗口化。

今年海南省政府提出继续清理精简行政审批事项，确保全省行政审批事项减少三分之一以上。

然而，看似“大踏步前进”的行政审批改革，却没有让海南企业尝到更多的“甜头”。

“流程依然繁琐，时间和经济成本丝毫没有减少。”一位从事房地产行业多年的企业家告诉记者，2012年，海口市政府为优化房地产开发项目联合审批流程，把原11个阶段的审批简化到8个。但事实上，权力下放到市县，只是二次审批环节的减少，而审批的内部程序依然繁琐冗长。

这位企业家坦言，目前有关部门对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审批上，依旧是行政控制型的管理模式。

记者走访发现，行政审批“虚放”、“换马甲又出来”的现象，尤其集中在房地产行业。

一位房地产老板说，目前部分审批权力被下放转移至中介机构，但这些机构大多为指定的、与政府部门利益挂钩。他们把“隐形审批权”当成手中的权力，擅自改变计费方式、无明码标价收费和工作效率低等情况让企业颇感头疼。

“例如防雷检测，是这几年新增加的项目。检测机构只有一家，而且收费不低，一个项目动辄就是数十万元；还有施工图审查机构，整个海南只有3家，图纸审查候审排队往往长达三四个月。为了减少对项目推进速度影响，不得不到处托人找关系、请客送礼。”这位企业负责人说。

这家企业曾统计过这两年的中介服务费和时间成本，较之过去并无明显改善，依旧高达数百万元，占企业年利润的10%以上，内容手续繁琐，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需要“人大立法、国务院执法”

本该是一项大刀阔斧的改革，为什么实施起来却大打折扣？

不少基层办事人员、企业家认为，权力下放过程中出现种种不尽如人意、随意性大、标准缺失的情况，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力部门舍不得“割自己的肉”。

以海南为例，2013年，海南省政府取消行政审批事项53项，下放行政审批事项40项，调整210项，减幅高达52.8%。

但有关人员向记者坦言，一些政府部门基于部门利益避重就轻，只下放一些不重要或者没有收益的权限，甚至出现边下放边增加的情况。

“有的部门在下放权力时，只放复杂的、要负重大责任的权限，而把操作简单的、权力含金量高、体现权力特征明显、没有重大责任的权力留在手中。”对此，不少企业颇感无奈。

事实上，在决定取消和停止行政审批事项中，有关部门力争保留能创收的“肥肉”已是心照不宣的秘密。

海口国土局下属的一些建设用地事务中心，每年收取的各类用地管理费高达上百万元，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下属的市征地劳动力事务中心收取的各类劳动力管理费，也“数目可观”。

“对于这些部门来说，下放核心权限无异于‘割自己的肉’。”一位曾参与海南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的工作人员说，“有审批权和没审批权大不一样，有审批权，人家就事事求你拜你，把你当财神爷般地供着。”

面对这种“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的问题，不少学者发出声音：要逐步改变目前由行政部门自身主导“放与不放”的现状，让行政法治原则对行政权力“一板子拍死”。

迟福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人大立法、国务院执法才是行政改革的终极目标，才能真正有效地约束审批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减掉行政审批中看不见的流程和环节，提高服务质量和审批效率，让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杜绝公权私用和不作为的乱象。

在迟福林看来，改革涉及各部门的利益，推进过程必越来越难，所谓“旧骨头难啃，新骨头增生”，所有这些问题单靠政府部门自觉自为是不现实的，只有通过立法的形式，遏制行政权力天生的自我膨胀特性，才能确保改革的彻底和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