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民意
“假唱名单”
【看点】春晚才刚刚落幕不久,近日就传来了一个劲爆的消息,歌手龚琳娜在微博上直言春晚有很多人假唱,同时知名博主梁欢更发布“假唱名单”,李敏镐、苏菲·玛索、黄渤、大张伟、梁家辉等大腕儿纷纷上榜。
【声音】中国流行声乐教育家兰天洋:首先就是相关部门要加大查处假唱的力度,制定合理的法规。第二就是要增加、培养演职人员和演出主办方的职业操守,但这个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三,树立真唱光荣,假唱可耻的观念和氛围,一个歌手,如果唱得好的话,是绝对不会去假唱的。
资深音乐人杨嘉松:后期调音是一方面,而且很多时候现场返送监听都听不见伴奏,有一次在电视台我倒是真唱了,播出我一听,完全不在调上,只有无奈。我自己对技术手段抓假唱的理解就是,以后所有商业演出必须用文化部提供的播音设备,此设备自动将任何形式的音乐伴奏消人声。
微信红包
【看点】春节长假,引爆社交圈。腾讯公司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微信红包活动最高峰是在除夕夜,当时每分钟有2.5万个红包被领取。据2月11日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中国在线支付系统支付宝表示,凭借2013年约9000亿元人民币手机支付总金额,支付宝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公司。
【声音】北京邮电大学信息经济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曾剑秋:移动支付是一个新兴事物,但移动支付和银行卡未来不是一个取代的关系。这就跟过去那样,有了手表,大家就说不要闹钟了,后来有了电子表,大家就说机械表没有用了,但现在大家回过头来看,机械表、电子表、闹钟都有它的市场。
万擎咨询CEO鲁振旺:移动支付的未来充满了想象空间,它可以跟电商、金融等产业产生交集,未来用户也更乐意把理财、购物等需求搬到手机上来实现,在这个背景下,移动支付应用场景会越来越多。
“家风”调查
【看点】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推出《新春走基层·家风是什么》系列报道,引发公众对传统家庭教育的关注与热议。篮球明星姚明坦言,小时候曾因不诚实被家人揍过,他对家教的最深体会是两个字:诚实。台湾企业家黄梅邨则表示,父亲崇信儒家思想,家里人都很喜欢穿马褂,女士都爱穿旗袍,这是传统的服装。父母常说一句话,我们不做我们不要孩子做的事。家风是无形的。
【声音】著名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家风的说法古已有之,以前这些传统家教均身处私人平台,很少在公共平台展示。现在通过公众采访将之放大到整个社会,引起关注,让清白、正面的家风得到更广泛传播,对整个社会有益处,引导公众给予孩子好的传统教育。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是很传统的教育子女的方式。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学博士章伟:家风的形成是在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实现的,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家风是一个行为交流的过程,长辈树立榜样,晚辈才能效仿。不然说一套做一套,别说家风,连最起码的家教都不合格。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把家风发扬光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逃离北上广”
【看点】有调查显示,2013年,超六成大学生逃离北上广,回到二三线城市工作。2014年初,国内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智联招聘公布网络招聘大数据信息。其中,去年,90后高校毕业生里有61%主动逃离一线城市,前往二三线城市工作生活。而这个数据,在2011年时还是46%。
【声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研究员许召元:部分青年“逃离北上广”,其实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由于一线城市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生产效率,人才向一线城市聚积。但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城市“拥挤”现象越来越严重,生活成本、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这时候企业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进行转移,导致经济开始向其他地区扩散,部分人才也因不能负担大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而向中小城市转移。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一线城市过高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使“移民”环境恶化,导致青年人幸福感降低,引发部分人“逃离”。近年来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尤其明显,大量人口涌入一线城市,但城市的公共服务没有同步发展,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提供不足,尤其是向中低收入人群、流动人口提供不足,青年人要在一线城市安居乐业变得越来越难。
用工荒
【看点】春节过后各地企业、工厂陆续开工,但持续数年的在多地不减反增。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透露,对涉及用工22万人的326家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受外来工返乡后不再返穗、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等因素影响,广州今年节后用工缺口将达12.33万人。无独有偶,在杭州、东莞等沿海用工集中地,不少农民工都表示,今年更愿意返乡就业。
【声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用工荒、招工难的现象,以前出现在局部地区,只是某些工种的某种程度,比如技术工等短工。但现在是一种劳动力缺乏的常态,现在的招工难针对的是普通工人。有很多企业面临着大量的投资闲置、等待工人来开工的局面,已经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资深人力资源人士付军:近年来出现的用工困难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服务人员本身紧缺;二是农村经济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劳动力对行业和岗位等条件都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三是如今80后乃至90后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要求发生变化,由于观念以及生活成本等多种原因对工作很挑剔,稍不顺心即选择离职,对自己负责但对企业很难尽责。因此,劳动力市场“用工荒”问题短期内很难解决。
红包“劫”
【看点】发红包,是中国春节的传统之一。然而,如今这却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一大负担。近日,新京报记者调查了102名市民。结果显示,超过四成的受访者今年共发出了超过1000元的红包,单个红包里最多放入超过500元的人也占了四分之一。而红包的流向主要是家族晚辈。
【声音】中国民俗学会理事田兆元:红包“异化”起初始于一种从众心理,后来变成了攀比风和“面子”问题,甚至成了某些领导干部收受贿赂的一个路径、一种借口。不能让春节红包变成变相腐败的工具。在全社会倡导红包“瘦身”正当其时。
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教授叶春生:红包作为中国人际交往的一种方式,在表达祝愿的同时,应当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决定。中国部分地区保留的旧有风俗便值得提倡,比如在广东顺德、南海一带,民众收到红包打开看过之后,再原封不动地送还给对方,这样既相互表达了祝愿,又不造成经济负担。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奚旭初:人情异化,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是这些年来,社会上滋生出了一股奢靡之气。因为糜费之风侵蚀,亲情人情变得势利。公款吃喝等“官员经济”得到明显遏制,必将引领社会风气激浊扬清,人情正本清源,过年不再难,也是理所当然,可以期待的。
( 卢越据媒体公开报道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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