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深夜，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路边一家简陋的小饭馆里，河南籍装修工王鹏在给他的新婚妻子张笑雨的碗里夹菜。餐桌上摆着鱼香肉丝和一盘水饺。

开春是装修旺季，王鹏为了多揽点活，提前和妻子来到北京。他们是今年回家刚认识的，在双方父母的撮合下，两周就定下了亲事。“算是‘闪婚’，我们外出打工的这样的情况比较多，一年回家一次，主要忙着婚事，要不一年又过去了。”

先结婚，再恋爱，服从家里安排，这样的情况大量存在于外出打工的农村青年务工者中。近日，记者了解到，在城市白领男女凸显婚恋困境的当下，在城市打工的青年农民工同样存在择偶困难，在情人节前后，这个问题更加凸显出来。

“情人节？那是你们城里人的节日，和我们不相干。”在大屯北路地铁建设工地上，几位工人这样说：“一天到晚做活累死，哪有心思过节呦。”

在社会争论元宵节和情人节应该跟谁过的时候，长期被忽略的农民工情感问题愈发引人关注。

想交友没时间 ， 想恋爱没人选

对于湖南妹子李秀琳来说，这是一个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去年，李秀琳和同在北京打工的丈夫离婚了。然而，她已经没有精力去考虑个人的感情问题。她就职的小公司倒闭了，老板还拖欠着她一笔薪水。目前，她最关心的事就是自己求助的民工援助组织何时能为她讨回薪水。

记者随机采访一些农民工，多数人认为打工生活最重要的并不是累，而是空虚寂寞。这种现实的生活状态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择偶。

刘天宇2000年来北京某印刷厂工作，如今已经30多岁，至今没有成家。虽然在京工作，但他的工资待遇并不高，每月仅3000多元收入，除了给家里寄点外，剩余的钱只够自己开销。他也想在老家找个对象，可两地分居并非他所愿，带到北京开支又太大，因此婚姻的事情只能一拖再拖。“找个对象咋就这么难？”

女性农民工同样存在这样的困扰，29岁的陈美兰在一家台资企业上班，月收入3000元，在城市已经生活6年。现在，对于“奔三”的她来说，结婚成家成了最大的烦恼。“在城市里，我这样出身的女孩子其实很难找到如意的对象。”因为农民工的身份，她有些自卑：“但是让我回到农村找个对象也不行，没有共同语言和爱好。今后的家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外来务工者的流动性以及与城市社区的疏隔，导致他们没有时间和途径与异性培养感情，加上他们在城市里缺乏安全感，所以在感情世界备感孤独和困惑。”一位打工互助热线的工作人员魏伟说。

婚恋观更加现代,但缺乏相应软环境

受访的多数农民工表示,“找对象难”是目前的最大难题。这一人群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强烈的情感需求无从宣泄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

据大众婚恋网站有缘网调查,目前中国有六成新生代打工者处于单身状态。有缘网创始人董舰认为,“经济收入有限、社会地位低、交友圈太窄是新生代农民工难以找到‘另一半’的主要原因。”

记者采访了解到,阶层地位、社会角色、流动性的工作,都给他们的恋爱、择偶、结婚、生育以及子女抚养等蒙上了一层阴影。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在2012年有超过1.6亿农民工外出打工,其中21岁到40岁的农民工比重超过54%。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离乡土更远,却未必距城市更近。城市经历使他们的婚恋观更加现代,但缺乏相应的社会环境、交流平台支持。

建筑业、加工制造业——这几乎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就业首选。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也难以获得与女孩相处的机会；而在一些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业、纺织制衣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则成群结队。职业搭起的围墙束缚着青春萌动的新生代农民工。

精神世界显短板，城镇化软服务待完善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开始大批步入婚嫁之年，伴随社会结构与观念的嬗变，他们滋生于城市生活土壤中的婚恋爱情经历已经迥异于上一代农民工。当他们的物质权益保障日益引起重视时，他们的精神世界凸显出的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

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卫生专家刘华清曾随计生委对农民工的性现状进行过调研，在他眼里，农民工在寻找正常婚姻生活遇阻的同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无法言说的隐痛——性，这个略显尴尬的字眼很现实地困扰着城市中的农民工群体，并渐渐地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问题。

农民工群体的两性关系正迅速向多样化和临时性演变。对流动人口的相关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工对商业性性行为赞成率男性为32.8%，女性则为21.3%；男性对临时性性行为赞成率高达45.5%，女性为33.1%。

“这样一个庞大群体的性现状不容乐观，远离家人，情感缺失，正常的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道德失范的行为。”刘华清表示。大量农民工婚姻家庭的解体，使其在自身生活蒙受阴影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部分农民工离婚后为寻找精神寄托，参与赌博、嫖娼等违法活动，将淳朴民风和传统道德弃之脑后，成为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

加快农民工等城市边缘人群的城市融入,事关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董舰认为,需要为这一群体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其中也包含情感、婚恋服务,并促进、帮助他们建立稳定的家庭。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的关键时刻,第二代农民工是其中的主力军。只有免除后顾之忧,这些正处于成家立业关键期的青年们才能安居乐业。”刘华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庞大,其面临的婚恋问题与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政府应完善社会政策,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保障。（本报北京2月1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