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一部以真实记录中国农民生存状况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让作者陈桂棣、春桃夫妇获得众多关注。

10年后，这对夫妇再次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这一次，他们决定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下，接受来自大众的解剖，只因为那个最普通不过的身份——学生家长。

用春桃自己的话说，在中国，但凡有孩子的人，对中国教育中存在的种种怪现象，都存有一定“看法”。

2005年到2010年，是陈桂棣、春桃夫妇最难捱的时光。

一场没有终结的官司缠身，让两个人纠缠在说不清对手在哪儿的司法“对抗”中，不堪骚扰。最终，他们选择从合肥退守到春桃的故乡——萍乡，打算恢复安生的日子。正巧，儿子小明也到了上学的年纪，一切都需要这个三口之家尽快恢复平静。

意想不到的是，最艰难的时光才刚刚开始。

伴随着成为一名小学生的家长，有关教育的另一场“对抗”无法回避。近十年间，曾经阳光开朗的小明，在几次转学中变得冷漠、压抑，又在沉重的作业负担和缺乏爱的教育中成为一名厌学的孩子。

看上去，这个有关教育的话题有点陈旧了。但是，当一个母亲把这一切完整而细腻地记录下来以后，人们惊讶地发现，成长竟然如此沉重。

成为一名小学生

从安徽合肥到江西萍乡，800公里。

2005年夏天，春桃带着小明撘火车转汽车，很累，却很愉快。

在春桃的日记里，小明一路兴奋，新奇地在双层车厢里跑上跑下，拍着小手说：“妈妈，旅行真好玩！”

小明并不知道，这其实不是一次旅行，而是不得不开始的一段新生活。

这一年，由于《中国农民调查》纪实报告文学，春桃夫妇得罪了一些地方官员，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甚至还有污秽之物扔向自家的阳台。

萍乡是春桃的家乡，小明的户口也落在这里。春桃决意回归家乡，不仅可以换个环境，更可以让到了上学年龄的小明进入课堂。

2005年8月25日，春桃牵着小明的手，站到东门小学（化名）的大门前。

一切都在既定轨道上开始运行。和太多的家庭一样，围着一个学生转的生活，更像是一张战役。没几天，小明和同学之间的打闹，首先成为引发矛盾的导火索。

“小明抓我头发。”同学小龙首先向老师告状。

小明在一边怯生生地说：“他先打我。”

老师问询边上的学生，到底谁先动手？大家七嘴八舌，没人说得清“真相”，老师只好各打五十大板，两人都挨了骂。类似这样孩子之间判不清的官司，一旦加入了试图分出黑白而又永远分不清黑白的大人的意见，便开始变得难缠起来。

孩子之间的打闹，家长还是应该看得淡然一些。然而，被冤枉的委屈仍然像一枚种子，在小明的内心深处扎根。春桃决定，为小明换一所学校。

这是小明第一次转学。春桃说，她只是想让儿子能够拥有快乐的童年，因为作业负担沉重的东门小学不适合小明，北门小学（化名）至少离家更近一些。

北门小学建在跃进路一侧的山坡上，几幢教学楼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因为地势的原因，孩子们活动的场所便非常有限。沉重的作业负担，让原本性格阳光的小明，也变得逐渐沉闷起来。

有一天，春桃无意中看到，儿子佝偻着背做作业的样子，真是心疼。孩子身体发育上的隐患，春桃归咎于北门小学简陋的体育设施和硬件条件。加上对重点学校的向往，这一次，她托了关系，把儿子转入了重点学校南门小学（化名）。谁知道，这一步，在日后的春桃看来，简直就是将儿子推向了“深渊”。

永远写不完的作业，几乎是每所学校的标配。重点学校高压式的管理方式，更令孩子和家长沉浸在无法言说的痛苦中。

春桃真正崩溃的是，看上去和蔼可亲的班主任周小萍（化名），居然动不动就骂学生。

一次，小明哭着说要回北门小学，因为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他的作业扔在地上，并讥讽那是“天下第一格式”。原来，刚刚转学的小明不知道周小萍老师的统一要求，照样沿用了在北门小学写作业的习惯。面对老师的呵斥，他吓得不敢哭出声。

这是小明第一次被老师粗暴对待，“产生了极大的刺激”，陈桂棣、春桃夫妇多年后回忆儿子的变化，总是忘不了这次拐点性事件。

作为母亲，春桃当然不满老师这样的做法。但是，她和所有的家长一样，决定忍气吞声，甚至试图通过送礼物来讨好老师。

从好孩子到差学生

小明上学的日子，似乎从来都未曾平静过。周老师的作为，也越发让春桃郁闷。

那年冬天，萍乡下起豆大的冰粒子，让人感到一种浸透肌肤的阴冷。然而，儿子的心理状态，让春桃感到更加寒冷。

这一天，春桃接小明放学后关心地问：“今天周老师对你怎样？”

小明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今天丁大鹏跑去向周老师告状，说我骂了他。我马上解释，说没有骂。周老师却不要我解释，就对丁大鹏说，‘你不要理他就是，不要把他当人，就当他是畜生！’”

听到这句话，春桃心中猛然一紧，一股气忽然压上心头透不出来。小明并不知道妈妈的心情，说到同学都笑他“不是人”成了“畜生”时，放声大哭起来。

悲愤——春桃在书中这样形容当时的心情。这也是她第一次听到儿子明确说，“我不敢去学校了”。

这样的心情，一次接着一次。小明说，周老师把班上同学分成了“好生”和“差生”，“好生”坐在教室中间，“差生”都靠两边坐。小明，当然被划为“差生”。

更让一个母亲无法接受的是，小明无意中撞倒了同学，被周小萍老师连打了好几巴掌。当然，周老师不仅打过小明，还打过班上不少同学。

这时，小明已经在南门小学读了两年书，心态阴郁，母子俩很久没有敞开心扉聊天了。

“那是一次意外。”春桃回忆，“那天晚上，我陪儿子去同学家玩电脑，因为要走一段特别黑的荒郊野路。儿子路上说的话，我这辈子都没办法忘记。”

春桃在书中记录了当时的对话——

我生气地问小明：“你实话告诉妈妈，为什么一定要跑到王小天家玩电脑？”

他突然提高了嗓门，歇斯底里般地喊了起来：“我讨厌周老师，讨厌上她的语文课！我不想上学了！”

他猛地提高的叫喊声，被长长的隧道瞬间放大，并在空旷的四野响起了一片回声。我惊得一个愣怔。

我得承认，我被小明歇斯底里的喊叫吓住了。我不知道他会变得如此暴怒，突如其来的暴怒，像一座压抑已久的火山，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瞬间喷发。他的声音很大，语速很快，就好像有谁不准他说话，像子弹一样射出来，一副要与人拼命的样子。

“我们尝试反抗，结果失败了。”春桃说，“你无法想象一个地级小城市关系网的复杂。”

春桃先是尝试联合别的家长，一起向学校提出换老师的要求。但是，有人担心惹出事来，孩子在学校更难过，最终不了了之。她想自己解决问题，却被警告说“周小萍有个亲戚在市里当局长，关系很硬”。

“无论怎么做，都像拿石头砸棉花。平时再大的问题，我都能够找到方法去处理，只有这个事情，一点办法都没有。”春桃觉得自己真是成了堂·吉诃德。

对过往那段时光，春桃始终无法释怀。她看到这所重点小学经历过一场“教师罢课”事件后，校长被撤职，继续忍耐着周老师的高压教育方式，感受过校外辅导产业的商业变形，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母亲，她目睹着一个单纯的孩子，从对写作的热爱到对学习的厌弃，逐渐染上网瘾，甚至因为玩闹招惹警察上门……

是不是大城市的教育能好些？春桃夫妇开始为小明另谋出路。他们听朋友的劝告，花了几十万元在天津买房，想藉此给儿子办一个“蓝印户口”，转到天津上中学。

然而，显然有太多的外地人有着相同的想法，天津的中学根本无法一下子接纳那么多的学生。更重要的是，小明明确反对。

这一次，春桃终于明白要听听儿子的意见。“他不愿意干的事，就不强求了。以往几次转学，我自己的责任也不小，几乎没有听过孩子的意思。”

书写6年求学痛

伴随着小明的求学经历，春桃每天的日记里，情绪跟随着儿子的故事跌宕。直到有一天，这对曾经真实记录中国农民生存现状的作家夫妇意识到，既然自己有这么痛苦而深刻的感受，何不做一个“中国教育调查报告”？

彼时，陈桂棣和春桃正在为新书《寻找大别山》和留守儿童题材的写作搜集资料。他们每逢前往合肥、大别山或别的地方采访，都会顺便调查当地的教育状况和老师的情况。

小明在萍乡的教育经历，让这对作家对地级城市以下的教育状况更为担忧，毕竟“中国70%的孩子都在这样的小城成长”。

“问题真多，基本上和小明遇到的状况有很多相似之处。”春桃渐渐发现，在这样的小城市里，高学历的人才更愿意去当公务员。小城市里弥漫的人情关系，让原本应该更具素质的教师队伍素质堪忧。“教书对很多人来说，仅仅只是谋生的手段。占有更多资源的重点学校，反而成了后门的重灾区。”

调查做得并不困难。尽管很多家长和老师都有一肚子苦水，都在指责畸形的教育体制，但到了真要把抱怨变成白纸黑字的时候，问题就来了。

一些老师讲完很多学校的真实“故事”，却坚决不同意陈桂棣和春桃“把它写进书里”。当然，抱怨起来怒气冲天的家长们也是这样。春桃和丈夫也犯了难。“这还怎么完成一次报告文学式的教育调查？如果书里有一点细节不实，又会引来一场官司，我们折腾不起了。”

就在这时候，陈桂棣才知道，春桃一直在记日记。“我知道她每天都写东西，但不知道她写日记。”这个偶然的发现，让夫妻俩豁然开朗，“我们为何不写自己呢”？

这是无奈的选择，也是最恰当的选择。春桃开始考虑，把自己的日记整理出版，来一次现身说法。

2014年即将到来的时候，这对作家夫妇的新著《南上北下求学记》出版。其中，记录着母子6年来的挣扎和痛苦，陈桂棣则以议论教育话题的评论者角色出现。他们将众多采访的内容，由一位虚构的郑坚老师之口说出，以期在个人视角的琐碎中，加入更多的宏观现实。

将自己这些“不光彩的”隐私故事写出来付梓出版，遭到了身边朋友的反对，因为“有损一个成功作家的形象”。但春桃夫妇认为，“现身说法是要让大家有所启发，必须对家长、对学校有所冲击。”

冲击在新书面世后没几天就来了。一位萍乡的爆料老师告诉春桃，书中暗指的南门小学校长震怒，竟然在学校追查“是谁讲出去的”。甚至，这位老师为了自身的安全，谨慎地用公用电话给春桃打电话。

“我不知道自己这么做对不对，能起到什么作用。唯一能肯定的是，如果我们儿子还在萍乡念书，我肯定不会出这本书的。”春桃并不否认，他们和天下所有的家长一样，孩子是他们的软肋。

要如何 “ 抗争 ”

对教育体制的批评，人们已经听到的太多。这一次，当陈桂棣、春桃夫妇携带着新书坐在读者中间，分享这惨痛经历时，出乎他们意外的是，很多人的反应并不那么“友好”。

2013年12月28日，北京单向街读书会。交流环节开始，一位学生家长直言不讳地说：“不要总是抱怨体制，如果没有对策，孩子的时间等不起体制的改变”。

另一位小学生的母亲，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反抗”方式。

“我的孩子也像你的孩子一样，在学校遇到了很多问题。但是，我并不认为应该转学，可能所有的学校都差不多。我要他自己面对，同时告诉老师，不要管我儿子，只要他不影响别人，他不听课就不听好了。”

这位母亲站在会场最后，言语中透露的自信给人印象深刻，“我同时也告诉儿子，你的一切事情都要自己负责，你学习不好，是你自己的事，我不可能为你的错误兜底。一开始他也玩，但后来发现，真的没人管他，他就开始害怕了，慢慢地，孩子学会自我管理，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他的内心也变得强大起来。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有用和对的事，学习也开始步入正轨。当然，这个过程中，我并不是什么都不做。我自学儿童心理学，用科学的方法在帮助儿子建立自我人格。我建立了一个QQ群，很多妈妈在里面交流，大家试图通过更好的方法，来与并不令人满意的学校教育说‘不’。”

而有些人说“不”的方式更为彻底。

一位孩子的父亲站出来告诉大家：“既然不满意现在的教育，为什么还要让孩子去接受你认为不合理的东西？我自己开了个私塾，我的孩子就在私塾里上学。”

这样彻底的“对抗”，让春桃和丈夫一时语塞。

几天以后，春桃夫妇在家中和记者重新提到这场读书会时，显然已经回复到自己的思维轨道上。这一次他们明确表示，“每个家庭的环境不一样，能不能彻底向现行教育说‘不’，也和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有关系。至少我们这个家庭，不可能脱离现有教育体制。”

采访进行中，一位在读书会上有过私下谈话的“康爸爸”发来短信，希望和春桃就孩子的问题交流一下。

电话那边，“康爸爸”试图用自己的故事，来开导春桃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更大胆一点。“我是全职父亲，我的孩子就是因为在学校遇到各种问题，进进出出学校两次，最后决定自己带了。”

“康爸爸”把家从河北搬到了北京，利用北大、清华的开放，让孩子提早接受顶尖大学的熏陶，重点放在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上。“他喜欢戏剧，参加了一个戏剧社，后来因为能力过硬，被那个戏剧社聘用，现在从事的工作都是与中央电视台合作的项目，这难道不是成功吗？”

放下电话后，春桃依然难以理解这样的教育选择。在她看来，这样的成功也只是“个案”，应该并不具有复制的意义。“大家都在找出路，但我怀疑，这样极端的做法，真的对吗？我不知道，我自己也还在摸索。”

更多的回应者，是很多正经历着小明曾经经历的一切的家长，在《南上北下求学记》中，他们看到了自己，找到春桃诉说着自己的无助。

“一开始其他家长都说是名师，我就严格跟随，后来发现作业留一堆，其实她也不检查不判。我想努力换个老师，要不就想转个学校。”

“我也是最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周末全部都陪着孩子，尽量弥补过失。我觉得，他（儿子）的心是不是近3年来都没有被爱滋润过，有些铁石心肠。”

……

这样的求助，在春桃的QQ、微信、短信中，比比皆是。“他们就是想找个人聊聊，面对孩子的问题，他们不知道怎么办，那种无助和痛苦，我太清楚了。但是，我也只能以我有限的体会开导他们。真正要让孩子重新快乐起来，并不容易，这更像是对父母的一道考题。”

成功闯关了吗 ？

责怪教育体制有用吗？能改变吗？

“要是都觉得没用，谁都不说，不是永远都不可能改变吗？”陈桂棣的叙述风格一贯高端，更善于从宏观视角来解答来自不同人的提问，“我注意到，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有关教育体制改革的部分提得最多，也最详细，我觉得至少这是个希望。”

春桃的回答则更显得无奈：“我只是希望教育界能够受到冲击，能改变多少是多少。”

“现在我们的教育，三句话就概括了：以灌输为手段，以应试为中心，以剥夺学生的创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为代价的这样一种体制。”陈桂棣总结他对中国教育的观察认识。

对于小明厌学的原因，春桃觉得首先是老师的素质太低，缺乏爱心，用惩罚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同时，她也一再提到《人民日报》登过的那句话，“学生负担过重已成民族之痛”。

那么，小明去哪儿了？

就在采访即将结束时，小明放学回家。这个瘦瘦的少年长相清秀，乖巧地问候。

春桃说，书稿小明看过一部分，“是哭着看的”。

两年前，春桃为小明在北京亦庄的家附近，终于找到了一所适合他的学校。“这里绝对不会出现打孩子的现象”，每个班只有20多个人，各种活动很多，适合孩子发展兴趣爱好。

每天，小明做完作业，春桃都会陪着儿子到楼下散步。母子俩人的对话，与那年那个漆黑的荒野里，歇斯底里的呐喊与撕心裂肺的震惊早已相去甚远。

这样的时光，春桃很为享受。

能够与昨日的生活再见，对春桃夫妇来说，更像是一次关于勇气的闯关。

这些年，夫妇俩被邀请出国访问时，也都会考察了解当地的教育。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是德国。“德国的孩子没上小学之前，是不允许教孩子认字计算的，小孩就是玩，通过游戏来培养勇敢精神和沟通交际能力。”

国外的教育理念让夫妻俩羡慕，但眼下的问题还要靠自己解决。

春桃阅读了大量的教育书籍，并进行了大量反思，最关键的一条是：“必须把自己的孩子当成普通的孩子”。

陈桂棣称，通过这次的书写，总结了两大教训，第一是望子成龙，期望值太高；第二，替孩子安排未来，给他转了三次学，没有征求他的意见。

春桃则找到了更本质的初心：“我们当初要孩子是因为爱孩子，只要他快乐，做什么对我们来说都不重要，当保安就还是当售货员，我都可以接受。”

对这对夫妻来说，握紧的拳头终于松开了。在赢得了一片自由的天空后，他们的小明立刻回报给了父母一连串的惊喜。

兴趣，现在是春桃夫妇最为看重的教育方向。学校布置微电影拍摄的作业，春桃夫妇去调查淮河污染时便带上了孩子。最终，小明制作的以淮河污染为主题的记录小片获得一等奖。正是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小明开始自学各种软件制作程序。

这个家，终于重归平静。更重要的是，沟通与理解，在两代人间正在成为一种习惯。

“小明没有北京户口，以后考大学怎么办？高中是不是还要回老家去上？”记者问起这个现实的问题。

“孩子已经打算走绘画这条路了，初中毕业后打算直接报考美术学校。”一年前，春桃夫妇带着小明去日本开会，孩子没事就在旁边画画，一位当地的教授赞叹不已，劝小明留下来进修，这让陈桂棣夫妇倍受鼓励。

“当我们对中国应试教育已经绝望的时候，只有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见识为孩子寻找成长的出路。”陈桂棣说。

小明的出路找到了，记者为孩子高兴之余，内心不免为自己的外甥难过起来——一个和小明一样年纪的男孩，在二线小城市中，正在经历着中学里的高压，来自老师动辄得咎的处罚、伤害自尊心的严厉斥责，让原本热情似火的少年，正在变得郁郁寡欢毫无生气。

家里人看着他一天天变得阴郁寡言，却无可奈何束手无策。“孩子本性挺好的，只是有点粗心，但现在学校老师容不得这些。”外甥的父亲在接受了老师一下午的当面斥责后，情绪低沉地说，“我现在只想要儿子快乐，成绩已经不重要了。”

究竟，当下的学校里，还有多少个曾经的小明，又有多少对父母，正经历着陈桂棣、春桃曾经的痛苦？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

这一个深冬，京城无雪，街市中摇曳着曾经在这里读书的歌手王菲的声音。

38年前，在北京地坛小学念书的时候，母亲一度不许自己的孩子参加任何表演。但是，王菲依旧热衷学校里的文体活动，还被选为文艺委员，中央电视台的银河少年艺术团，成了这个小学生快乐的天堂。

多年后，王菲唱给我们这样的心情——我想找条出路，到底有没有出路？我试图接近幸福。可什么是幸福，我概念模糊。

是的，没人能辨清一个孩子的未来。无论学校还是家长，需要弄清楚的是，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