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专家称，面对晚期癌症，多数患者都要走同样的路：手术，化疗，再放疗，转入中医治疗。人们对无望的治疗投入太多情感，无非是想与患者多一些相处的时日。然而，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其实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一番折腾之后，患者反而会极端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有尊严地离去？这其中牵涉了文化、伦理、法律、医疗等太多问题。同时，是否立法保障“尊严死”也面临诸多争议……

——编者手记

治疗：

老人在痛苦中离去

何健是一名郑州市民。2012年夏，何健的父亲突发脑梗，手术后开始昏迷。医生说，病人很难再醒过来。

何健兄妹4人，家庭会议上一致决定，不能放弃。于是一支家庭护理队就此成立。从那以后，每天早上6点，何健就和弟弟赶到医院。

当时的父亲，因为发烧，头上戴着冰帽，颅内插着引流管，鼻孔插着鼻饲管和氧气管，为了排痰气管也被切开，下面还有导尿管。父亲每隔两个小时翻身，至少需要三个人配合，一个招呼各种管子，另外两人各管半身，喊着“一二三”同步搬动老人。此外，还要不时捶打老人逐渐僵硬的身体，防止因产生过多的痰而频繁为他雾吸，老人吃的小米粥、果汁，要用纱布过滤多遍，才能通过鼻饲管送进去……晚上9点，两个妹妹来接班。

何健最小的妹妹也56岁了，她的儿女有时来替换一下，但何健仍感觉体力越来越跟不上。老父亲的病情并没有因为后辈的坚持有所好转。长时间插着导尿管，老人的下半身肿胀发炎，只能戴上尿不湿，大小便都在床上；胳膊和腿上的血管已无法承受输进来的液体，医生决定在其胸部再插一个管子。插管时，家人被请到病房外等候。何健说，在门外，他能清楚地听到父亲痛苦的声音。

病床上的老人没有任何意识，人瘦得不成形，从气管处传出的嘶嘶声仿佛是老人痛苦地呻吟声……何健说：这真是生不如死啊！

2013年过年时，何健曾经试探地提议，让老人早点解脱，但随即遭到妹妹们的反对。此后，他再也没有提起这个话题。

2013年8月7日，何健在为父亲按摩时发现老人一直僵着的腿松弛了下来。医生宣布老人死亡。

对于老人的辞世，何健私底下认为，父亲总算得到解脱。熟人都说，这一年，何健看起来老了10岁。而姊妹之间因为护理、医疗费等产生的纷争，至今还没有解决。

“放弃”：

医学博士举措引争议

医学博士陈作兵放弃救治父亲的事，引发全国关注和讨论。

今年42岁的陈作兵是浙江某医院的医生、医学博士，长期从事急诊科和普内科、重症监护等学科的诊治，对一些涉及到多系统、多器官的复杂疑难疾病的诊治，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陈作兵的父亲陈有强是退休老工人。2011年4月，78岁的老人确诊为腹膜恶性间皮瘤，属于恶性肿瘤晚期，且已全身转移。

陈作兵知道，在医疗技术日趋发达的今天，即使是恶性肿瘤晚期病人，往往也能在各种治疗手段下生存一年左右。对于父亲的病，同事亲友们提出了化疗、放疗、热疗等一系列方案。但老人了解了自己的病情后说，我不愿意看着儿女奔波劳累，不愿意自己像其他患者那样……

陈作兵得知老人的想法后召开了家庭会议。父亲问化疗、放疗可延长多少时间？陈作兵说不一定，效果好也许几个月。父亲又问得花多少钱，对人体有什么不好？陈作兵说，全部公费，副作用是脱发、无力、胃口不好……第二天早上，父亲决定了，想和母亲回老家去，过几天清静日子。

听说父亲要放弃治疗，陈作兵的哥哥姐姐都表示反对，认为放弃治疗会被人骂为不孝。陈作兵摇摇头说，在明知无法治愈的情况下，不遵从老人意愿，才是真正的不孝。

2011年7月，陈作兵开车把老父亲和母亲送回老家。母亲陪伴着父亲，吃些最喜欢吃的东西，做着最喜欢做的事……

2012年3月22日，老人平静地离去。

2012年5月初，有媒体将陈作兵写在网上的医生手记发表在微博上，这是一份追忆父亲放弃过度治疗的经历。让陈作兵没有想到，随后引发了一场争议。支持者说这是理性的选择；反对者说这有违传统的孝悌文化；还有人打电话质疑：“连老父亲都不肯抢救，你还当个什么医生？”陈作兵曾一次次阐释着自己的见解，但后来，他决定选择沉默。

“尊严死”：

没有统一标准和法律保障

医学专家称，面对癌症，多数患者都要走这样一条路：先手术，然后化疗，不行再放疗，接着转入中医治疗。毋庸置疑，人们对治疗投入了太多情感和期望，无非是想与患者多一些相处的时日。然而，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其实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对于一些晚期癌症患者来说，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一番折腾之后，患者反而会极端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

那么，在生命末期，到底有没有一种途径，让患者自己选择离开的方式？比如说，以自然和有尊严的方式离开世界？如果不能，生命的尊严又是什么？

鲁迅先生在《父亲的病》中曾经写道：听说中国的孝子们，一到将要“罪孽深重祸延父母”的时候，就买几斤人参，煎汤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

2013年6月，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正式成立，在北京市卫生局主管下开展业务。该协会通过让人签署“生前预嘱”文件，从而帮助人们有尊严地走向生命终点，实现“尊严死”。“尊严死”并不等同于“安乐死”，并不提前结束人的生命，而是在尊重个人意愿的前提下，不延长自然的生命。病人也可以选择用各种医疗手段延长生命，重点是出于个人意愿。这项工作其实早在7年前就已启动。

那么，“生前预嘱”到底有多大可执行性？郑州人民医院一位负责人称，医生一旦遇到病情不可逆的患者，他们会和家属反复沟通，很多病人会在医患沟通记录上签字，表示生命最后一刻，拒绝任何有创抢救措施（气管插管、心脏按压等）。但即使这样，一旦病人真正出现心脏骤停，还需要和家属再次沟通。有些治疗就是为了满足家属的要求，走过场，造成病人花钱受罪，医院浪费人力物力，还过度消耗了国家医保资金。有关方面统计，人一生的医药费，最后时刻占全部费用的7成以上。

“尊严死”的背后，其实牵涉了文化、伦理、法律、医疗等太多问题。所以，对于选择自然死亡的患者，医生无法终止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结局，就是戴着氧气罩一直到离去。医疗界人士称，我们倡导生前预嘱，其实根本也是要给患者更多尊严，为他们离世时减轻更多痛苦。要让大家更理性地面对死亡，死亡教育必不可少。在台湾，死亡教育是医学生的必修课，课程的目的是让这些未来的医生更从容面对生死，同时，要学会如何和病人沟通。内地也急需补上这一课，否则“尊严死”根本没有推广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