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权威人士认为，中国应该向德国学习，“房子闲置5年，政府组织流浪汉入住；闲置7年，收归地方政府所有”，并提出应限制卖房。且不论这项建议是否违反了《物权法》，仅就这个“外来药方”本身而言，也很快就被证明是个“乌龙”。因为有德国人澄清，他们并无此项政策。根据德国法律，“只有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时，方可准许征收财产”，并且“对财产的征收只能通过和根据有关财产补偿形式和程度的法律进行”。 面对楼市，一些专家学者和部分地方政府，往往喜欢借用外国经验来进行管理，但是，这些“外来药方”并不是每一剂都靠谱。有的就如同这一次的“闲置房收归国有”，被证实是乌龙一场，还有的“洋药方”虽然在国外的确可行，但是，国内的情况与国外有很大不同，这些“外来药方”最终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例如从香港学来的“土地招拍挂”，本意是为了土地出让更加公平，杜绝腐败和暗箱操作，结果却忽视了内地城市土地并非如同寸土寸金的香港一样稀缺，而香港对人口流入有硬性限制，对于未来的人口增量有较为准确的预估，而国内的一线城市人口增量却屡屡突破预期，造成房屋需求大于供给，例如北京人口提前10年就突破了２０２０年的１８００万人规划红线。　　　 在现行的楼市管理中，一些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常常进入“房价涨、下药方、房价更涨”的恶性循环。一些专家和部分地方政府总是将“药方”对准百姓腰包，认为房价只是炒房者、囤房者炒上去的，却忽视了在人口流入大城市的过程中真正存在的刚性需求。更忽视了房价上涨背后的金融因素和土地因素。 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高，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房价出现适度上涨是合理的，仅在2000年到2011年之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从９３３３元增加到了４１７９９元。但是，我们亦应正视，许多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房价涨幅远超过居民收入增幅，而这样的涨幅亦带来居民对自身现金资产出现事实贬值的恐慌，增加了恐慌投资的购房需求。而货币超发和土地拍卖，以及后来的房屋限购，更是将这种恐慌性心理推至高潮。每一次以限制供给为手段调控，都带来了房价的新一轮暴涨。以北京市为例，在土地招拍挂后，从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０９年，商品房竣工面积从１０７４８．５万平方米逆增长至９７１９．１万平方米，而在去年，该市８５０公顷的商品房供地，最终仅完成三分之一。挤牙膏式的供地方式，将土地价格屡屡推高，最终在房价中体现出来。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2000年至2011年，全国商品房销售总面积近68亿平方米，商品房对于改善居民住房条件的作用不容忽视。事实上，当下中国房地产面临的许多问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因此楼市不能总靠东施效颦的“洋药方”。对于一个“洋药方”、“土药方”都久治不愈的房地产问题，不妨让它在市场机制中自身好好调理，最好的办法就是政府管好保障房，确保合理分配，发挥市场手段在商品房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保障归保障、市场归市场”，斩断那条“闲不住”的手。当然，“还给市场”的不能仅有商品房买卖过程，还应有土地交易过程。